交通员晓得“政治战士”的厉害，立即不敢吭声了。其实，大刘虽然嘴上强硬，心里头也难免有些发虚。
　　穿越四个县，辗转三百多里，刘春雷和战友们终于回到了部队。
　　“四二九铁壁合围”之后的两个月里，曾玉良团长奉命带骑兵一、二连接应冀中突围部队；况玉纯政委则带着其他人打游击，白天隐蔽在老百姓家里，夜晚去收容战场掉队人员。这期间，冀南又经历了两次大“扫荡”，骑兵团减员严重，许多老战士都牺牲了。
　　局势严峻的时刻，每回来一个战斗骨干都是让人欣喜的事。团里派大刘担任二连二排的政治战士。这个职位比排长低一点，比班长高一点，所以又被称为“政治班长”或者“大班长”。

　　从河西街临阵脱逃的王占奎也回到了部队。他是老兵，班上的小兄弟都不愿意揭发他。刘春雷说：“老王，你自己想想，应该咋做才对得起刘金魁和崔连喜？”
　　“班长，我明白。”王占奎就去政治处坦白自首了。
　　王占奎进了骑兵团的惩戒队，许得和、李树茂却从军区的惩戒队回来了。由于劳役期间的表现好，再加上军区机关要分散打游击，他俩都获得了减刑释放。回到骑兵团，李树茂当四连的副连长，许得和担任一连的副连长。
　　这么安排是有原因的，因为四连有个疾恶如仇、刚烈如火的连长韩永正；一连有个文武双全、深孚众望的指导员孔庆忠，能管得住这两位副连长！
　　孔庆忠是新调来的干部，但骑兵们对他早有耳闻。还在地方游击队的时候，孔庆忠就以“一副眼镜一把枪，一袭长衫一身胆”而闻名遐迩，是个能写、善辩、会打仗的人物。他是大学生，还是孔子的七十几代后裔。孔家辈分排字是“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他比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孔祥熙还要高两辈，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蒋介石、宋美龄见了孔庆忠也要喊爷爷。

　　刘春雷弄不清孔老夫子的家务事，他只知道孔指导员的毛笔字很漂亮，经他手写的标语，不仅教私塾的老先生十分佩服，甚至连日本鬼子也跑去观摩，“哟西哟西”赞叹不已。

第十三章受挫孙甘店(2)

　　1942年下半年，骑兵团的驻地在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元城一带①。这期间，冀南军区的干部战士大都换成了便衣，只有陈再道司令员还穿着军装。陈司令觉得军事首长穿便衣会影响士气，所以就军容整齐地带着警卫连到处跑。主力部队中，只有骑兵团还穿着军装。由于兵种的特点，骑兵无法分散行动，整个团都聚集在根据地。
　　机关团体和步兵化整为零打游击，骡马就成了累赘，各单位都把马匹送到骑兵部队来，搞得骑兵团头一次出现了战马比战士多的情况。虽然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但大家想起来却难免心酸。
　　元城附近是一分区的根据地，也是冀南军区现存的最大地盘。说它“大”，其实南北宽不过十公里，东西长不足三十公里，骑上快马抽两鞭子就跑出了界，骑兵在这个狭窄地段根本施展不开。当时，冀中军区的骑兵团被打垮了，一一五师骑兵团也退到太行山区改当了步兵。一二九师骑兵团该怎么办？一时众说纷纭。
　　曾玉良团长坚持认为骑兵不能下马，要主动出击扩大作战范围。可是，去哪里打仗呢？去群众基础不大好的地方打，老百姓埋怨八路军惹麻烦，每次打仗都有群众跑到敌占区去，仗打多了会导致游击区的人口大量流失；在群众基础好的地方打，老百姓很支持，可打完以后部队转移，鬼子就残酷地进行报复，烧光杀光抢光，把群众祸害得很惨。晚上，村干部敲着锣喊：“乡亲们，不要寻死啊，要活下去呀……”八路军听了，比打了败仗还难受。

　　宣传队、政治工作队每天都去游击区搞教育动员，可咱们的思想工作比不上冈村宁次的治安措施更现实。经常是，辛辛苦苦讲了大半夜，鬼子汉奸一进村，宣传队就得跑，几个时辰的好话等于白说，老百姓还发牢骚：“成天抗战，把鬼子抗到灶头，抗战也该到头了。”下次宣传员再去，人家就不开门了。
　　地方干部也埋怨部队：“你们不打几场漂亮仗，害得我们没办法开展工作。”
　　打漂亮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部队化整为零了，最大的单位也不过是一个连，别说打不下坚固的据点，就是在野地里遇到敌人大部队也顶不住。八路军整天游击来游击去，除了骚扰还是骚扰，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事就去招惹日本，把鬼子招来了就赶紧跑。”到最后鬼子汉奸也肆无忌惮了，一出动就是五百一千的大队人马，走到哪里抢到哪里，根本不怕八路军。

　　一二九师骑兵团是冀南军区唯一保持建制的主力团队，想要“打漂亮仗”只有指望这支大部队了。而且骑兵战士们也很想打硬仗，憋着劲想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再大的困难也不怕。“打大集镇去！打赢了扬眉吐气，打输了大不了是个死，再也不受这份窝囊气！”
　　在这种情绪下，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骑兵团连续进攻周边的日伪中心城镇。打下金滩镇，守了一天；打下回隆镇，守了一晚上；猛攻临漳县城一昼夜，却又功亏一篑。
　　进攻临漳县城的主力是新七旅二十团，他们虽然是主力部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散游击，临时集中起来打攻坚战，难免配合生疏、战斗力大打折扣。打着打着，骑兵团就不得不由助攻变成了主攻。临漳城里有日军第一混成旅团的一个中队，这伙鬼子兵十分凶悍，八路军打了一晚上才攻破城防。激烈的巷战从拂晓打到中午，最后还剩一个据点没能攻克。敌人的援兵到了，骑兵团只好撤出战斗。

　　一连指导员孔庆忠兼党总支书记带着惩戒队收拾东西，遇上了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老头。在战场上，惩戒队的“犯人”不用打冲锋，但是要抬担架、搬梯子、运送攻城器械，这些工具是向老百姓借的，所以要在政工干部的监督下逐一归还。
　　卖冰糖葫芦的老头看见八路军来还东西，就问：“怎么回事？又要跑了？”
　　孔指导员说：“老大爷，我们是奉命令撤退的。”
　　“什么破命令！”老头火了，“舍生取义才是正经命令！”他指着街口工事里的日军尸体，“看看日本小鬼子，个个死在阵地上。那些龟孙能做到，你们为啥就做不到？”

第十三章受挫孙甘店(3)

　　战士们被骂傻了。孔庆忠惨笑着说：“骂得好，今天不死在这里说不过去了。”
　　惩戒队的三个战士愿意和孔指导员共赴死难。王占奎说：“老人家，明天请记着给我们收尸。”
　　老头回答：“这事跟我说不着，有人收尸就埋在一块，没人管就拉倒。”
　　于是，孔庆忠就带领三个战士和一个倔老头，守着磨房打了两个小时，最后，他们被葬在了一起。
　　对于孔庆忠、王占奎等人的阵亡，有人觉得值得学习，有人却认为是不服从纪律的表现。况玉纯政委说：“好战士要忍得住委屈，受得了磨难，要咬紧牙关坚持住。”

　　刘春雷心想：咬牙坚持，到啥时候才是个头？自古艰难唯一死，不如和鬼子拼了，敢牺牲就是大丈夫！
　　八路军接连攻击了几个大集镇，效果不明显。而鬼子却在加紧搞“蚕食”，把炮楼都建到根据地了。
　　8月底，一股伪军越过卫河，进驻了一分区旁边的孙甘店，加上先前被鬼子占领的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日伪军在元城以南的据点就连成了线。
　　在当时，冀中抗日根据地已经丢失，冀南和太行山的主要通道已经中断，如果再让日伪军占领元城一带，冀南军区不仅要丢掉目前最大的根据地（也是一分区唯一的根据地），而且会被敌人将冀南、鲁西和冀鲁豫军区割裂开来，这是八路军绝对不能容忍的。曾玉良团长感觉到事态严重。作为军区唯一的拳头部队，骑兵团必须趁敌人立足未稳，迅速进攻孙甘店。

　　有消息说，孙甘店的敌人是伪军一个营三百多人，还有鬼子的一个“教育班”，由一个日军少尉见习官指挥。
　　这个情报是否准确，当时并没有认真核实。因为，一听说这股敌人是“东亚同盟自治军”，曾团长就认为把他们赶出孙甘店没有问题；以往，这帮家伙属于见到八路军就跑的角色，战斗力差得很，所以骑兵们也没把他们太当回事。
　　这时候，骑兵团的总人数不到四百人，经过连续的奔波作战，战士们都很疲劳。但团领导一声令下，大家还是斗志昂扬地出发了。
　　刘春雷正发着高烧，由于受伤期间没有休养好，他的身体一直比较弱，动不动就感冒生病，骑在马上直打晃。可他一声没吭，咬牙坚持着。他知道，战友们都看着他这个新上任的政治班长呢！
　　在军队当班长、当排长，兵头将尾，最忌讳两条毛病：一是娘娘腔，让别人觉得你是“二尾子”；二是打仗之前装病，让伙伴们以为你是胆小鬼。犯了这两条，没有人愿意跟着你冲锋陷阵。所以，在战场跟前，即使真病了也得硬扛着。
　　骑兵们接近了孙甘店，由于是夜晚，又是在平原的开阔地上，看护战马的力量必须加强，团长派三连和四连“守马桩”，命令一连负责主攻，二连尾随，从南向北进攻村子。这么一来，骑兵团实际投入战斗的兵力就只有两个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