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06-04　08:05:06

　　2．我只愿做你一人的朋友
　　早上，饭堂里人很少；大部分人一大早都到飞机场割麦子去了。
　　干部科骆副科长来得较晚，他个子高高的，进来时，微笑着，歪着嘴（他的下嘴唇本来就有点撇），亲切地用筷子一一点着在座的几个人的头。杜干事端着碗从他后面进来，笑容可拘，问骆副科长说：
　　“那就吃半个？把这半个扔掉？”
　　“扔掉吧，到那里再跟他们说说，看行不行。”骆副科长说。
　　显然，已经通知杜平体检了。
　　杜平出去以后，骆副科长走到我身边。
　　“领导说谁就谁，”他说，“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昨天晚上部里领导又研究的。”
　　我立即去了周副科长家，告诉了他有关的情况，同时告诉他，我今天不去看演习了，具体原因请允许我以后再解释。

　　我又到了科长家。科长说他还不知道，并显出很不愉快的样子。
　　“科长，”我说，“借这个机会让我改行吧？”
　　“等到党小组会上你提出来吧。”科长说。
　　在部队，新闻干事看上去比较自由，其实是个苦差事，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主力部队，担子很重。我曾多次提出要改行，科长都不同意，但现在他松口了。
　　事实上，在发现杜平和我争上学机会以后，我就觉得，这次对我来说，无论如何都将是件好事，能上学去固然好，但如果杜平抢去了我的上学机会，我要改行，领导也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了。因此，虽然感到很愤怒，却也仍然感到比较坦然。
　　但是，我离开科长家时，科长爱人高大夫的反应却让我感到意外。她正在走廊上炒菜，当我从她身边走过时，她紧张而关切地问我说：“出了什么事了吗？”
　　我边往回走边想，高大夫为什么会问这样的话？
　　我的结论是，也许是我和科长在里面讲话时那种严肃的气氛让她有感觉吧？
　　我当时确实感到严肃。
　　我决定把现在的情况告诉宜洪。问题很简单：第一，杜平年龄超了；第二，他不是新闻干部。

　　上午十点来钟，我在宣传科给宜洪打了电话，出来时，发现政治部会议室正在开什么会，张副主任侧身坐在椅子上，头朝向门边。我感觉到他好象听到了我和宜洪打电话了。
　　我看见他，把头往左一扭，没好气地走了过去。
　　午饭时，干部科陈林丰干事把我叫到他一起坐。
　　“我要杀人！”他说，几乎把我吓了一跳。
　　“以后我们都以学习为主好了。”他说。
　　他的意思是指杜平一直只抓自己的复习，不干工作。
　　“政治部要乱了。”他又说。

　　陈林丰也是江苏人，好像还是杜平的同乡，平时很老实的，今天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样子，很有些出我意外。
　　“你光学习也没有用，”我说，“让他去上学，并不是因为他学习好。”
　　“你如果我要写信告他的话，”陈干事说，“我可以为你提供很有力的材料”。
　　“政治部要乱了。”回来的路上，张庆春干事也说，“科长在这以前就感觉到了。科长曾说：‘杜平和张副主任关系不一般。杜平托老高（指科长的爱人高大夫）为张副主任买药，我问杜平，给谁买药？杜平还不告诉我。’——杜平经常陪张副主任出去转悠。”
　　晚上八点多钟，我在办公室前的走廊上碰到了组织科谢科长，他对我说：
　　“小李呀，你的愿望没有实现。不要紧，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

　　“我就想改行，”我说，“更希望能到你科里去。”
　　“当然欢迎啦，就是怕你们科长不同意，”谢科长说，“如果你先下到连里去，倒可以调过来。”
　　“我本来就想下连。”我说。
　　第二天上午，科里开党小组会，科长和副科长对杜平的行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说是“不正之风”，是“小动作”。但杜平充耳不闻，坐在那里，笑嘻嘻的，露出亮晶晶的小金牙，似乎根本不是讲他。
　　我真想下连。我好像更愿意走曲折一点的路。
日期：2010-06-04　08:07:34

　　那几天，由于心情一直很严肃，我很少和郁洁交流感情，打电话时，基本上也是公事公办。但郁洁似乎也并没有觉得我讨厌。一次，她在电话上问我：
　　“李干事，你的《基督山伯爵》借回来了吗？我们班里的同志们想看。”
　　我阴沉沉地回答说：

　　“《基督山伯爵》还没有拿回来；如果拿回来了，书倒是我自己的。但是，你们班里的‘同志们’要看，我倒不大支持。”
　　“为什么？”她很奇怪地问。
　　我没有回答。如果要回答，我的回答可能是：
　　“我只愿意作为你一个人的朋友，而不愿意作为你们全班人的朋友。”
　　我觉得她会理解到我的意思的。她如果理解这一点，一定会觉得幸福的。
　　说句心里话，除了郁洁之外，王小真和张晓薇两个姑娘也是满可爱的。张晓薇的身材几乎和郁洁一样好，说话也很温柔，一副善解人薏的味道。王小真呢，个子娇小，委婉温柔，也是一股聪明劲儿。她有个阶段甚至很喜欢跟我开玩笑。我在电话中叫她坏蛋，有时候叫小坏蛋，有时候叫大坏蛋。她开玩笑说要到科长那里去告我的状。后来，我没有叫了，她竟问：“怎么不叫那个啦？”

　　有一次，王小真叫我给她借一本《傲慢与偏见》。
　　“你的话，”我开玩笑地说，“对我就是命令。”
　　“这是不可能的，”她很带感情地说，“那得太阳从西边出来。”
　　我一听，觉得自己的玩笑开得不对头了,于是只好马上撤出，说：

　　“你的话含义太深啦！”
　　像王小真这样的女孩子，在电话上聊聊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甚至发展更深的关系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为了不想让郁洁产生不愉快的感觉，我一直都把全部心思放在她的身上。有她一个就够我对付的了，我哪里还敢去招惹她的“同志们”呢！
日期：2010-06-04　08:10:48

　　3．峰回路转
　　一个星期过去了。这天早操结束时，徐科长叫住了我,说:

　　“观宝,你跟我来一下！”
　　我估计科长一定以为我在闹情绪，找我谈话来了。
　　因为我这几天一直躲在房间里写自己的小说——我和郁洁的故事。
　　我跟着处长走到马路边的白杨树下。
　　“你这几天在干什么来？”

　　“糊糊涂涂的。” 我表情木然，尽量给他以闹情绪的印象。
　　“要糊涂到什么时候啊？”
　　“糊涂到改行的时候。”
　　“嗐，这么一点打击就抬不起头来了！”科长说，“现在又决定了，还是让你去考。”

　　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甚至觉得，如果是部领导以为我在闹情绪而改变决定，那倒不值得，因为事实上我并没有闹情绪。
　　“杜平的档案改动的地方比较多，被军里打回来了。”科长说，“原来也不是没有议论到你，最后几分钟发生了质变。现在叫你去考，你一句话也不要说。薛主任对张副主任这次的做法也是有看法的，现在很被动。”
　　“我虽然有损失，”我说，“但我认为损失最大的是政治部，其次是关师长和张副主任，然后才可能轮到我。我对上学倒并不怎么样看重，我不过是想改行。”
　　直到这时，我仍然觉得科长说让我去考学的话可能是假的，其真正目的是要做我的工作，希望我不要要求改行。所以，我就仍然咬住改行问题不放。

　　“我也不要求别的，”我说，“要我抓报道，我也可以继续抓一抓，等王道林休假回来。如果不能去考，科长也不要做什么工作了，让我改行就行了。”
　　早上到了饭堂，刚从碗柜里把碗筷拿出来，骆副科长就赶进来，说：
　　“你科长没有对你说吗——别吃啦！”
　　上午九点来钟，我从师医院体检回来，到了办公室，科长就拿了《入学登记表》让我填。几个科长以及许多干事都先后到宣传科来向我表示祝贺。
　　张庆春干事对现在的结果也很满意，说是“见到了一线光明”。
　　我知道，这一方面说明大家对我很友好，但更重要的是杜平太脱离群众，不得人心。
　　杜平早餐时去得晚些，还不知道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劲地向干部科的同志打听他的体检情况。但上午显然已经知道了，因为他中午没有去食堂去吃饭。
　　下午，我在宿舍前的走廊上看到他跟在张副主任屁股后面从首长办公楼的大门出出进进的。
　　陈永良告诉我，薛主任曾在他们科里说，他演习回来就擦屁股。意思是张副主任把事情搞被动了，而张副主任又感冒了，善后工作还要薛主任去做。
日期：2010-06-04　08:13:46

　　下午郁洁值班，我打电话找宜洪,准备把最新的消息告诉他。
　　“要济南，”我说。

　　“4587吗？”她问。
　　“4586。”我说。难为她竟把宜洪的电话记得差不多了，这不由得让我有点感动。
　　过了一会儿，电话中有人了。
　　“是军区纪委吗？” 我问。
　　“不是，是文化工作站。”对方说。
　　我问他的电话号码，回答说是“4581”。
　　郁洁又出现在电话里，问：“来了吗？”
　　“要错啦——！”我拖着长腔说道，“来了个4581。”

　　郁洁忍不住笑起来，连忙重新给我要。
　　傍晚，我在球场上闲逛,郁洁从大门方向过来。她向我笑了笑。在没有其他人注意时，她的手臂摆得特别有意思，小臂一甩一甩，好象是专门摆给我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