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我送到你办公室来。”
　　“行。”

　　但过了一会儿，我又拿起电话。
　　“后天还给我吧，星期天。”我说。
　　我不想让科里同志看到我和郁洁来往，即使是借书还书。
　　“好的。”
　　这是多好的事情！然而，就在这时，我昨天晚上已经清醒意识到的嫉妒心却又冒出来，似乎非要刁难她不可！过了一会儿，我又拿起电话。
　　“你还我书时，最好把你的《红与黑》一起带来。”我说。

　　她先答应“好的”，但当听明白我的话以后，又说：“那书被他们借去了。”
　　“被谁借去了？”我紧逼不放。
　　“他们,”她说，仍然不告诉具体是谁。
　　昨天不告诉我，是因为小洪和她一起值班；现在还不告诉我,也许是因为这部电话有分机，她不放心？
　　于是我跑到文化科，用文化科那部电话打。
　　“我在司令部看见一本《红与黑》，是你的吗？”我问，开始以欺骗手法引诱她上当。
　　“不是的。”
　　“哪你的书到底被谁借去了呢？”
　　“被连里同志借去了。”她说，可怜的姑娘走错路了。
　　“连里谁借去了？”这可是审查犯人的口气了。

　　“连里战士，”她说，越走越远了。
　　“还是战士么？”我讽刺地说。
　　郁洁的涵养是很好的，直到现在，她也没和我翻脸，所以我也没有爆发的机会。
　　我想起在我去博山之前，郁洁让我为她洗照片的事。我以前曾一直向她讨要照片，本来在给她洗照片时，我是完全可以偷偷留下一两张的。我甚至怀疑郁洁已经料到我会那样做，但她也愿意。所以，她叫我洗照片，和送给我照片几乎是一样的。可惜当时又实在没有时间。不过现在我有时间了。
　　“我下星期到炮团去，你有照片要洗吗？”我问。
　　“没有了。我已经叫我同学洗了。”她说。
　　“好哇，郁洁讲假话。”我说，觉得她变卦了。
　　“真的。” 她说。
　　“不，你的话里虚假成分很大。”我说，终于爆发了，“郁洁，你不需要讲假话，你不可以讲假话，你不应该说假话。请你不要创造说假话的记录。事实上，你的书借给了小齐我早就知道了。昨天你和小洪一起值班，刚才我用宣传科的电话，你没有告诉我，都情有可原。但我现在用这部电话，你还不告诉我，就不好了，太不好了。”
　　我继续发射连珠炮弹：“讲真话，对艺术是重要的，对生活也是重要的。我们要能诚恳地感受生活，还要能真实地表达生活；只有诚恳地感受生活，才会有真正的生活；而只有真实的表达生活，才会有优秀的艺术。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没有真诚和坦白的心灵都是绝对不行的。鞭辟入里地谈论问题，一下子就谈到事物的本质，这是艺术，这就是力量。一些好书，我们看了拍案叫绝，正是因为他的思想解放，讲了真话，讲到了我们心坎上。在生活中不会讲真话也是不幸的。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因此我希望你保护好自己的品质，永远说真话，永远保持自己心灵天空的纯洁和明净！”

　　当时，我觉得自己似乎理直气壮。后来我才看出，我的批评并不全对，特别是在我在说这番话的动机上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我无非是想让郁洁听话地呆在我的视线和思维的范围内，以便永远可以很好地被我把握。同时，由于自己的思维还没有从背记复习资料的严重影响中完全摆脱出来，我的思维和语气显然都表现出有不近人情的地方。应该说，我的这次慷慨宏论，实际上是相当粗鲁无礼的。
　　令人欣慰的是郁洁好像并没有生气，她似乎是从另一个方向来听我的这番话的，而且听得很认真。听完之后，她只笑着问我：
　　“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我的书的？”
　　“呵，我这个人神通大得很哪？”我自吹自擂，象个狂人！
　　但是，对上次没有能帮她洗照片的事，我仍然感到遗憾。

　　“最好还是拿一张底片来，我拿去洗一洗。”我说，“因为我曾经答应过你的，如果我不能为你洗，我会觉得很难受的。我觉得那是我的耻辱。你放心，尽管我的心情你已知道，但不经你同意，我是不会留你的照片的。我还不至于这样无耻。”
　　“我不是那个意思”。
　　“好吗？”
　　“好的。”
　　“你现在说‘好的’，但到时候，你又不拿来的”。
　　“不，我会拿来的。”她说。
　　事实上，我是把她是否愿意让我为她洗照片，作为衡量她对我的感情是否变化的一个标尺的。
　　我那么无礼地批评郁洁，但她对我的态度却好像并没有什么改变。

　　第二天傍晚，我去打开水，郁洁已出了楼门，并已下了两个台阶。看见我以后，她停了下来，回过身，一只脚踏着上一级梯阶，俯身系鞋带，之后又进了楼，提出来两个保温瓶，再慢慢地下来。她从楼梯上下来，到了地面上,从我身边走过，把水瓶拿到锅炉的边上放下——总机班女兵和烧水的勤务战士好像定有协定似的，只要她们把水瓶放在这里，勤务战士就会把水给她们灌上——她放下水瓶，又从我身旁走过，在我身边的空气中，留下一缕好闻的香味。

　　好多次了，就象这样，看到我去打水，只要可能，郁洁似乎总会同时把水瓶送下来，放在这里。今天则是特别明显。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难道她仅仅是为了满足我内心的要求吗？
　　如果她心里没有这样的要求，她又怎么知道我有这样的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