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口袋里拿出烟，满满一盒烟全都潮了。白蓝冒雨跑到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一个塑料打火机，再冒雨跑回来。我坐在台阶上像一个衰老的色狼，无力地看着她衣服贴在身上的样子。她回来后，从烟盒里拍出一根香烟，非常老练地叼在嘴上，然后把剩下的全都扔给了我。她继续坐在我身边。
　　我问她：“你也抽烟啊？”
　　“不常抽，解解闷。”她说。
　　“德卵怎么样？”
　　“在抢救，应该没事。”她用下巴指了指我手上的打火机，说，“不知道给女士点烟吗？”

　　我顺从地给她点上烟。她深吸了一口，从嘴唇缝隙里吐出细细的一缕烟气。我说，不好意思，我一个钳工学徒，也不知道什么叫Lady First，只知道走路要给Lady让道，妈的，马路上那么多Lady，我要是都给她们让道，我自己别走路啦。白蓝歪过头来看说，她说，路小路，你还挺有意思的。我问她，什么是挺有意思。她说，就是说，一个钳工还能知道Lady First，这已经很不简单了。

　　那天她还拍了拍我的后枕骨，她说：““路小路，好险啊，就差一点，赵崇德就死了。”我问她，怎么德卵如此怂包，腿上划了道口子就要完蛋。白蓝说：“失血过多，你怎么这点医学常识都没有啊？哦，我忘记了，你是钳工。”

第四章 三轮方舟上的爱人(9)

　　我们说起一些死人的事情。我说，我堂哥有个朋友，出去打架，被人用刀子在大腿上扎了一下，扎穿了动脉，很快就死了。这大概就是她说的失血过多。上安全教育课的时候，我见过一墙壁的死人照片，全都死得很容易。倒B说这是概率，在我看来，就是运气嘛，运气好的连杀人都逮不住他，运气差的，腿上划了一道口子就完蛋。
　　白蓝说：“你的运气很好啊，脑袋撞到水泵上都没什么事，还把那坏掉的水泵给撞好了。”她说完就笑。我的后脑勺被她拍得很舒服，当时我想，医生就是医生，拍起人来不轻也不重，真他妈的像是练过的，要是永远被她这么拍着就好了。
　　过了一会儿，里面出来一个医生，让白蓝在一张表单上签字，她掉头去应付医生，就不再跟我说话了。我独自坐在外面，觉得冷得要死，我把工作服和衬衫脱下来绞干了，光着膀子，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厂里来了一辆面包车，车上跳下来两个干部。我看见这辆车，真是气疯了，开车的是司机班的曹师傅，我隔着车窗冲他大喊：“老曹，刚才谁他妈接的电话？不是说只有十吨卡车的吗？”
　　曹师傅叼着香烟，笑嘻嘻地对我喊：“关我屁事啊！”
　　我盯着他的脸，很想扑过去揍他一顿，但我精疲力尽，已经打不动人了，只能用眼睛表示我的愤怒。其实我也不敢打他，曹师傅是司机班的老大哥，和老牛逼一样是资深流氓无产者，徒子徒孙多如牛毛，这样的人我惹不起，他平时给厂长开车，打坏了他，厂长也不能放过我。看见曹师傅，我就觉得钳工根本算不上什么东西，司机才是工人之中的贵族。

　　两个干部下车之后，径自往急诊室走。我以为他们会问问我情况，甚至表扬我一下，但他们好像根本没看见我。我跳上面包车，给曹师傅发了一根香烟，蜷在后座倒头就睡。我睡得很沉，做了一些梦，去了一些地方，后来我觉得有人在推我，以为是我妈，就喊了一声妈。从那昏沉世界之外的天际传来了笑声，我睁开眼睛，看见了白蓝。

　　我坐起来，呆头呆脑地看着她。天幕黯淡，雨还在下，我睡了整整一个下午，整个世界都被我睡颠倒了。我在一个颠倒的时空里看着她，我在我所有破碎的意识中看着她。她脸色绯红，并不是因为我在看她，而是发烧了。
　　面包车的发动机抖动着，两个干部坐在前面，只能看到他们的后脑勺。
　　我问她：“回去了吗？”
　　白蓝点头说：“现在回去。赵崇德已经没有危险了。”
　　我说：“那就好。”
　　白蓝用非常非常非常温柔的语气对我说：“路小路，三轮车还在医院门口。你得把它骑回厂里去。”

第五章 白蓝(1)

　　回忆白蓝的医务室，那是一幢红砖砌成的二层小楼，离劳资科那幢办公大楼有两百米远。医务室在二楼走廊的尽头，去那里，必须经过工会，经过团支部，经过图书馆，经过计生办。在那间屋子里，只有白蓝一个人。
　　那幢楼被厂里人称为“小红楼”，这个词后来变成腐化堕落干部的代名词，九十年代初还没有这种说法，大家以为腐化就是贪污钱财、轧姘头、走后门拉关系这些简单的事，轧姘头最多也就轧一个。这说明人们没什么想象力，日子过得苦哈哈的人，也就只能想到这个地步了。
　　小红楼造于五十年代，过去是厂办公室，后来不够用了，才造了五层办公大楼。这幢四十年历史的小楼造得并不考究，水泥地板，走廊的光线很差，但它非常结实，这也是那个年代的建筑物共同的特点，防震，防水，还防炸。墙体上隐约能看到早年的标语，用石灰刷的硕大的黑体字“工人阶级领导……”，后面的字就认不出来了。这种标语我在我爸爸厂里也见过，后面两个字应该是“一切”，所谓一切，其实是个虚指，等于什么也没领导。我也曾经琢磨过这个问题，看看我身边的工人，老牛逼，歪卵，以及所有的姿色阿姨们，都什么歪瓜咧枣，让他们去领导一切，简直是个笑话。我也是个工人，我自知领导不了一切，连一切的零头都没戏。二十岁那年，我接受一切的领导，剩下的时间就站在小红楼下面，看着医务室的窗口发呆。

　　我打听过白蓝，从工人圈子里得到的小道消息，说她是北京一所医科大学的，也不知为什么，被学校开除了，只能回到戴城，在糖精厂里做一个厂医。厂里关于她的谣言很少，因为她不爱跟人说话，也不搞男女关系。她二十三岁，长得也漂亮，按理说，这样的姑娘应该谈恋爱，至少被一群小伙子包围着，厂里也不是没有这种事，比如小噘嘴，她身边永远有几个科室男青年跟着，替她打饭，陪她聊天，从来不会让她孤单。她要是孤身一人的话，那肯定是去上厕所。这就是所谓的护花使者吧。但白蓝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她是冷清而傲慢的，平时躲在医务室里看书，中午打饭就让图书馆的海燕替她随便带一点吃的，她也从来不去厂里的澡堂洗澡，一下班就骑上她的飞鸽回家了。她就是那个样子，仿佛一个嫁接过来的果实，在无花无果的季节，独自挂在那幢昏暗的小楼上。她几乎被工厂遗忘，像我这样又不吃药打针又不做妇科检查的学徒，本来不该认识她，但是，老天爷非要把我的头砸开，这也没办法。

　　她在医务室几乎没有什么工作可干，每年的妇检都是计生办请医生过来做的，不用她亲自动手。平时她就管些最常见的药，感冒通板蓝根黄连素什么的，这种药众所周知，也没什么效果，也吃不死人。当然，她还负担一个责任，就是给厂里的工人做急救，比方说我和德卵这种倒霉蛋。但是，此类工作也纯属偶然，半死的人交到她手里，真要弄死了也不能怪她，她自己大学都没毕业，也不知道是怎么混进厂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