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闇。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庄子·内篇·齐物论》）

　　大意是说：假如我和你辩论，就算你赢了我，你真就对吗，我真就错吗？如果赢的是我，我真就对吗，你真就错吗？是我们两个必然有一个对，有一个错吗，还是我们都对或者都错吗？是人就有偏见，我们请谁来裁定是非呢？请观点和你一致的人来裁定吗？可他既然已经观点和你一致，怎么裁定呢？请观点和我一致的人来裁定吗？可他既然已经和我观点一致，又怎么裁定呢？请观点与你我都不同的人来裁定吗？可他既然观点和你我都不同，怎么裁定呢？请观点和你我都相同的人来裁定吗？可他既然观点和你我都相同，又怎么裁定呢？既然如此，无论是你，是我，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可能来裁定是非对错，我们能怎么办呢？

　　是的，庄子这番话听上去很有道理，魏晋名士们也坚实地证明过这一点：王弼辩难何晏，待大家都认为何晏理屈之后又不断转换立场，自己和自己辩难；许询在挫败了王苟子的词锋之后，彼此交换立场再辩，结果采用王苟子之理的许询战胜了采用了许询之理的王苟子。（《世说新语·文学》）这也是古希腊的诡辩论者爱做的事，仿佛辩论技巧越高，我们便越难看清是非对错了。可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还是有很多办法的，比如以习俗或权威为标准，所以一个学生才不可能拿着庄子的道理要求老师给自己打满分，而即便在纯粹的辩论当中也是有办法的——苏格拉底就是个中高手，他自己往往并不抛出什么观点，而是在承认对方观点的基础上不断追问，最后把对方逼到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
　　当然，苏格拉底之所以成功，实在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一，对方和自己有着共同认可的大前提；二，对方也遵循着和自己同样的逻辑。任何一场有效的辩论必须二者兼备，圣托马斯·阿奎那曾经就第一点很伤脑筋，他发现为了说服那些不信基督的人，就不能用《圣经》权威来做说理的前提：“我们驳斥犹太教徒可以诉诸《旧约》，驳斥异端分子可以诉诸《新约》，但没法用同样的方法来驳斥穆斯林和异教徒，因为他们并不承认我们在驳斥他们的时候所采信的任何经文的权威性，《旧约》和《新约》他们都不信。所以为了说服他们，我们只能诉诸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的自然理性。”（《异教徒驳议辑要》，转引自Anthony Kenny, Medieval Philosophy, 2005, p67）

　　有了共同认可的大前提，还要有共同认可的逻辑规范。如果连逻辑都不一样，辩论确实就没法进行了，是非对错也就确实分不出来了。共同的逻辑是一切辩论的基础，尽管逻辑能力是人的先天能力，但对逻辑的掌握程度显然在每个人身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越是需要经常辩论的人越会发觉共同逻辑标准的重要性，于是墨家专门发展出了一套严密的逻辑学，印度佛教也发展出了一套常人视之为畏途的因明学，亚里士多德则建立了西方第一个形式逻辑系统。

　　尤其是墨家，显然不会赞同庄子这种无是无非的态度。墨家举了一个例子：一只动物，甲说是牛，乙说不是牛，矛盾命题不能同真，所以（即便我们不知道正确答案，也能判断）两个命题至少有一个是错的。（《墨子·经上》）
　　但是，庄子显然不会把这些解决方案放在眼里，他的大前提与众不同，逻辑规范也常常与旁人迥异。他自己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认为这样就可以“寓诸无竟”。
　　也就是说，是非问题对于一般人来说就像一枚硬币，有正面则必有反面，有反面也必有正面，你要么站在正面，要么站在反面；或者像是一根棍子，有此端则必有彼端，有彼端则必有此端，你要么拿着此端，要么拿着彼端；而对庄子来说，一切问题都散落在一个车轮上，而他自己恰恰站在车轴的位置，车轮不管怎么转，不管走到哪儿，庄子永远都在车轴上安然应对周围的一切，这里没有正反，也没有彼此。

　　这道理说起来玄而又玄，我们还是找两个问题来代入一下的好。
　　先问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岳飞和秦桧谁好谁坏？
　　庄子式的回答应该是这样的：谈不上谁好谁坏，岳飞精忠报国而死，秦桧卖国求荣而死，从残生害性的角度看，两个人都是一样的。岳飞有岳飞的价值观，秦桧有秦桧的价值观，谁的价值观才是标准的价值观呢，谁又有资格来做出裁定呢？请韩世忠来裁定吗？他肯定站在岳飞一边。请宋高宗来裁定吗？他肯定站在秦桧一边……
　　所以儒家对庄子的这般论调深恶痛绝，譬如王夫之，讲老聃、杨朱、庄周倡其首，王衍、谢鲲和其后，说什么名义皆前识，是非一天籁，于是君可弑，国可亡，民可涂炭，一切都不影响我的悠然自得，这种思想比洪水猛兽更可怕。南齐年间，萧鸾弑杀国君（郁林王），当时吏部尚书谢瀹正在和客人下围棋，听到消息之后无动于衷，一局棋终了就回屋睡觉了。大匠卿虞悰只偷偷发了两句感慨，国子祭酒江斅假装呕吐不去上朝，还有侍中谢朏，请求外放为地方官，到任之后寄了几斛酒给弟弟谢瀹，附信说“多喝酒吧，莫问世事”。这些朝廷大臣把国君被弑全然不当回事，道德感彻底沦丧了，而推究祸始，这就是因为信了老聃、杨朱、庄子、列子这些人所谓“守雌”、“缘督”之类的谬论呀。（《读通鉴论》卷16）

　　孰是孰非，如果让谢瀹等人自己发言，可能又是一番道理。庄子可能会辩说道：为什么只能忠于郁林王而不能忠于萧鸾呢，为什么非要忠于某一个主子而不能忠于自己的本心呢……？
　　这样的辩论永远不会有明确结论的。不可否认，价值判断确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那就再找一个事实判断的例子好了：氧气是固体还是气体？
　　庄子式的回答应该是这样的：谈不上是固体还是气体，固体可以转化为气体，气体也可以转化为固体，你怎么知道氧气就绝对不会转化为固体呢？再说所谓固体和气体不过是人为的划分罢了，既然是人为的划分，肯定就会带有划分者的主观成见，你怎么肯定他的划分一定就对呢？也许我一觉醒来，发现方才的讨论全是梦境，而我自己就是氧气，那么我到底是固体呢，还是气体呢？我又怎么知道我所认为的醒来其实只是在梦中醒了一场梦，而并不是真正的醒来呢……？

　　梦，的确是庄子哲学里很重要的一环。在梦里，虽然他没有变成氧气，却变成了蝴蝶。接下来，就该庄子梦蝶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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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研究相当注意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之别，但文化背景是在变的。今天我们还是集体主义吗，这很难讲，就连西方人也注意到了这个变化。2010年1-2月号的Harvard Business Review有一篇小文，题目是China Myth, China Facts，认为集体主义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过去的神话了。
　　ii 《淮南子·精神》发挥过庄子的这个意思，说还没有人类之时万物便已经齐备了，可见我们人类是一种物，其他事物也是物，我们不该只把其他事物看成物。……我怎么知道治病求活命不是糊涂呢，我怎么知道上吊求死不是好事呢？这些事情谁能弄得清呢？所以造化生了我，活着就是了；造化让我死，死了就是了。希望活着，这也没错，只是不必贪生；厌恶死亡，这也是人之常情，但也不必阻拦死亡的到来，顺其自然就好。

　　iii 霍布斯虽然与梦幻关联的是所谓“异端邪教”，其实是小心翼翼地把基督教也批评了进去。
　　iv 对霍布森和麦卡利的观点很有挑战性的是，哈特曼等人分析了456份关于梦境的书面问卷，其中没有任何一次梦境涉及读写活动，只有一个人报告梦到过运算行为。那么，如果梦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神经冲动，为什么人们最常见的读、写、算这三种活动并不出现在梦里呢？（Hartmann, E., 2000）我个人对这个结论相当困惑，因为我自己就清晰地梦到过读书和写字——我记得在最近的一次梦里，读的是《旧唐书》，写的是五言和七言的排律，我还因为自己“一反常态”的才思枯竭而感到焦躁和恼火。

　　v 庄子对梦的看法也有神秘而流俗的地方，《庄子》佚文有讲尹需（一作儒）学习驾驶技术，三年而无所得，一天梦到老师把“秋驾”（大约是一种高超的架势术）传授于己，第二天去见老师，老师对他说：“以前我不是自珍其技而不想教你，而是怕你学不了，今天我就把‘秋驾’教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