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
　　老实说，我还根本没习惯张国荣死了这个事实，但是已经一年过去了。我并不十分喜欢张国荣，但是天杨喜欢，或者说迷恋。高二时候我们四个人：我、天杨、肖强、方可寒，我们天天窝在肖强开的那家小音像店里看片。因为天杨的关系，《霸王别姬》我们少说也看过十遍。第一次看《霸王别姬》，程蝶衣自刎时掉眼泪的居然是肖强这个爷们儿，我都不好意思嘲笑他。天杨满足地叹了口气，“这就对了。”我问她什么叫“这就对了”，她答非所问地说：“《活着》里面的葛优和巩俐就是都该活着，但程蝶衣不行。”至今我也没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遇上红灯了，我换挡，减速。真不想去上班。我的上司，那个百分之百的香蕉人总令我联想起张宇良。他俯下身子看我的电脑屏幕的时候，我就想起张宇良把他的脖子歪成一个卑微的角度看着我，惊讶地说：“你不是开玩笑吧江东，你和宋天杨从来没上过床？别他妈的装纯情了……”
　　张宇良让我恶心，我的上司也一样。
　　不过总的说来，生活算是令人满意的。温哥华是个秀丽的城市。干净，亲切。如果一个人在这里出生并成长那是有福了——一辈子，乡愁都是一首轻快的巴罗克音乐，或者是蓝调。不像我，想起故乡，脑子里只有狂风起劲地呼啸。一想到我和安妮未来的孩子会拥有一个精致一些的乡愁，我的心情就愉快起来。要知道你出生并成长的地方直接影响你灵魂的质感和成分。

　　快要到公司了。来，深呼吸一下，八个小时，其实过得很快。只有张国荣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悠长，他是用不着再和“时间”这东西较劲了。
　　“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
　　天杨曾经说过，这两句，就这两句，是张国荣的绝唱。她真的说对了。

[肖强]

　　最近，几乎所有的音乐电台都推出纪念张国荣逝世一周年的特辑。当然，跟去年他刚死的时候比，声势是小多了。我不知道再过些年，是否会有电台推出纪念张国荣辞世十周年的节目——十年，大概是不会了吧。那时流行歌曲的主要消费者都不会再知道张国荣是谁。
　　“师傅，去国贸商城。”
　　我不得不暂停我的张国荣，按下另一个按钮：
　　“乘客您好，欢迎您乘坐某某某公司出租汽车，叫车电话：。”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这个城市就是我的办公室。我熟悉她的每一条街巷就像一个医生熟悉人体的每一根血管。我不是那种爱和乘客聊天的出租车司机，我更喜欢听他们说话。从他们的谈话片断里判断他们正在聊的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我的专长。当然我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比方说有一次，我拉了一个女大学生。眉清目秀的干净女孩，穿着普通的牛仔裤，梳马尾辫。她的目的地是红玫瑰歌城，我想一定是她有同学过生日什么的。她在车上给她听上去是在外地实习的男朋友打电话，甜蜜了半天，又说刚刚从做家教的那家人家出来，又埋怨那个小孩的脑子硬得像花岗岩。我还微笑了一下，碰上一个未经世事生活幸福的小姑娘总是件高兴的事。到了门口，一个满脸焦急的三陪小姐朝我的车走过来，我还以为我又可以拉一笔活，没想到她拉开车门朝里面嚷：“你怎么回事？王经理都发脾气了。”“我有什么办法？”这女学生的声音还是嫩嫩的，“辅导员今天硬摁着我们几个写入党申请书，谁请假都不行……”

　　她付钱下车的时候我看见她肩上巨大的牛仔包，我想那里面应该装着她的“行头”和化妆品吧？我不是没有见过做小姐的女大学生，但是这个——我只能说她的人格已经分裂到一定境界。一般情况下，如果那些乘客在电话里说谎的话，他或许骗得了电话那头的人，但骗不过我。这次，我碰上了高手。
　　希区柯克说过：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偷窥者，一种是被偷窥者。这女孩嘲弄了我作为一个偷窥者隐蔽的自尊心。不过我倒是希望我能多碰上几个这样的乘客，这有助于提高我的判断力。正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样，判断力是我们偷窥者的本钱。
　　天杨曾经说过：“肖强，我觉得你像王家卫电影里的人物。”这话说得我心里一惊：这小丫头。那是一九九五年，天杨和江东上高二，我当时还是他们中学门口的音像店的小掌柜。天杨第一次走进我店里来的时候，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藏蓝色的背带裙和白色的短袖衬衫。那是她们的校服，可是很少能有女孩子穿出那种干净的味道。她抬起头冲我一笑，“老板，有《阿飞正传》吗？”她毫无遮拦地看着我的眼睛。“有。”我拿出来给她，“好几年前的片子了，你没看过？”“看过，”她笑笑，“看过好几次了。我喜欢张国荣。”

　　她舒展地微笑着。仔细看，她谈不上漂亮。但她的洁净是从里到外散发出来的。
　　那时候她十六岁，十六岁的她肯定不会想到，她二十五岁那年，张国荣就已经不在了。
　　那时候我十九岁半，那时的我也没想到，二十八岁的我会变成一个Ｔａｘｉ Ｄｒｉｖｅｒ。可是远没有西科塞斯的Ｔａｘｉ Ｄｒｉｖｅｒ那么有血性。最多只能像王家卫关锦鹏电影里的人物一样，躲在暗处以洞察力为乐。说真的，有时这令我自己感到羞耻。不过我很会自我安慰，现如今这世上还剩得下几个有血性的人了？就连西科塞斯自己，也在荣华富贵歌舞升平里堕落到了《纽约黑帮》的地步。

　　你看出来了吧？我是一个影迷。我初二就学古惑仔砍人，为此进过工读学校。后来老妈把全部积蓄拿出来，又东挪西借地才帮我盘下那个小店。因为从此有了看不完的电影我也不再出去混。再后来我把店卖掉，用这几年的钱买下我的绿色捷达。十几年，几句话也就说完了。
　　有时我的乘客中会有一两个昔日的顾客。那所红色花岗岩学校的学生。他们已不再认得出我。有时我的车会经过那所红色花岗岩学校，校门口的学生依旧熙熙攘攘，打架的，嬉笑的，谈恋爱的，跟那些年一模一样。他们依然会三三两两走到我的音像店里——不，现在那儿已经变成一家蛋糕店了。这时候我就会想起天杨，想起江东，想起我们一起喝着啤酒看《霸王别姬》，想起那些他俩从晚自习的教室里溜出来找我的夏夜——路灯把银杏树的叶子映得碧绿，绿成了一种液体。我这么说的时候江东笑着打断我，“那叫‘青翠欲滴’，还‘一种液体’，说得那么暧昧。我看是你教育受得太少了。”天杨和方可寒于是大笑，女孩子的笑声回荡在空空的街道上，好听得很。

　　江东喜欢损我。不过我不介意，他是我哥们儿。第一次，他跟着天杨走进我店里，天杨对我说：“老板，这是我男朋友。”当时我想，这就对了。江东不是个英俊的男孩子。我跟他们学校的学生很熟，认识他们的四大俊男和四大美女。我说过了天杨也谈不上多漂亮。可是他俩站在一起就像是一个电影镜头。没错，他俩身上都有一种不太属于这个人间的东西。把他们放在行人如织的街道上，你不会觉得他们是“行人”中的一分子，而会觉得所有的行人，所有的噪音，包括天空都是他俩的背景。

　　很自然地，我和他们的友谊只能维持到他们毕业。他们上大学之后，他们的学弟妹里又有几个会成为我的哥们儿，无论如何，我只能做他们高中时代的朋友。
　　上一次见到江东是前年。他打开车门坐进后座，“去北明中学。”北明就是那座红色花岗岩学校。我于是回头看了这乘客一眼。他愣了，“肖强。”我说：“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