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不了她在春日的下午抱紧我，对我说：“因为你，我才爱上这个世界。所以我得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虽然做不了太大的事儿，但真心去爱一个伤害过我的人，比如方可寒，还是办得到。”她整个人都在发光。就像是高山顶上的那些积雪。那时候我就知道，生活还是让我幸运地遇上了一些至真的善意和理想。然后我发誓，就算我永远到达不了她能到达的地方，永远理解不了她的信仰，我也要竭尽全力地去珍惜这个上天赐给我的她。我知道见过了这种非人间的奇迹的我从此之后会变得和大多数人不同。因为我内心有一种来自一个更高更神秘的地方的力量。我不愿意相信那是假的，其实让我难过的就是这个：我知道她不是假装，不是在演戏，只不过那只能像露珠一样转瞬即逝。不是她的错。是我们不配。

　　还有一件事是更让我难过的，就是尽管如此，我依然爱她。
　　看门的老大爷带着他的一大串钥匙来了。篮球的声音停止。响起一阵粗重的脚步声。我知道关门的时间到了。我从看台上站起来，心里想：明天我得去跟吴莉道个歉，为天杨今天的表现。顺便告诉吴莉，她想要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笑笑，很简单，一个人只能死一次。我为我自己的幽默感到自豪。
　　我在操场边上的路灯下看到了她。整个操场黑得像个坟场。只有几盏路灯白惨惨地亮着。以前英语老师跟我们说：过去北明的学生多么用功，宿舍熄灯后都要跑到那几盏路灯下面背单词。现在的学生都跑到路灯下面谈恋爱。大家哄笑。
　　人潮散尽，她还站在那里。光晕照亮了她四周的一小块土地，她的藏蓝色背带裙上暗影斑驳。我毫不犹豫地硬起心肠从她身边走过，装作没有看见她。
　　“江东。”她叫我。

　　我告诉自己不要理她，继续往前走。
　　“江东。”她又叫了一次，声音还是明净的，但是近乎哀求。远处，另外一个方向传来其他人的笑闹声和自行车的声音。
　　我终于停下来，转过头。我想如果现在她扑上来抱紧我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她推开。但是她似乎也知道这个。她只是看着我，她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无遮无拦地看着你。脸庞很皎洁，是我最痛恨的无辜相。
　　我不声不响地走回到路灯下面。在光晕里席地而坐。她乖乖地在我旁边坐下。我靠着灯柱，看见天上一弯苟延残喘的上弦月。她不说话，只是迟疑到有些笨拙地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放了很久。
　　是我先开口的，我说：“你跟她不也是朋友吗？你们后来那么好，你怎么能，左一句婊子右一句婊子的？”

　　她的眼泪滴到我的牛仔裤上，她说：“我在心里跟她道过歉了，真的，我知道，她不会怪我。”
　　在我全力以赴装腔作势地做了一个月的勤奋到做作的乖学生之后，模拟考用分数善良地回报了我的倾情演绎。吴莉也不简单，这次居然超过了张宇良，周雷笑嘻嘻地说：“我真想请教一下吴莉同学，情场失意的时候要怎么做才能化悲痛为力量。”结果声音太大被吴莉听到——最后他的下场就像日本漫画里的类似状况一样惨。
　　六一儿童节，距离高考还有三十六天。
　　满街都是彩色的气球。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兴高采烈地冲进来宣布：“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实验中学的那个第一名，昨天因为急性心肌炎住院了！他明年才会参加高考呢，这消息绝对可靠。”
　　“太棒了——”空荡荡的教室里回响起十几个女孩子悦耳的欢呼声。恰巧在这时从我们班门口经过的老师们目睹此情此景应该会心生怜爱吧，我想。我是在那段时间明白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到底在说什么。
　　江东拉着我的手，我们穿过荒凉的堤岸。方可寒死后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儿。还没变。一样荒凉。看上去早就死了的楼群飘出来做菜的香气。和腐臭的河水味儿混在一起。岸边的杂草一到夏天更加茂盛了。
　　不知不觉间，就走到了“雁丘”。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九九四年底，那时候这附近有家录像厅。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肖强，所以好多个周末的下午我们都是在录像厅里消磨的。

　　“咱们再去以前的那家录像厅看看，好不好？”我提议，其实也就是随便说说而已。我知道江东从来就不喜欢这么轻飘飘地“怀旧”。没想到他竟然同意了。
　　记忆里那家录像厅位于一个窄巷里，具体是哪一条——反正那时候我每次都是跟江东去，自己从来不用留心看路。我只记得那时候我总是没头没脑地问他：“我现在算是你女朋友吗？”他说那当然。我反复咀嚼这三个字，“女朋友”，我觉得我自己还不过是个小孩儿呢，才十五岁，刚刚不过六一儿童节而已，一夜之间就变成人家的“女朋友”了，像个大人一样，新鲜感和自豪难以言表。

　　十二月的傍晚，我们看完了吴奇隆和杨采妮演的《梁祝》。然后我恍恍惚惚地跟着他穿过那条陋巷，走到与堤岸平行的马路上。车灯照耀着我们冬日里一贫如洗的城市。我突然问他：“江东，跟人家比，咱们算爱情吗？”他说：“跟谁比？”我说：“跟吴奇隆和——不对，是跟梁山伯和祝英台。”他大笑着敲了一下我的头，说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否智障。那时候我惶恐地环顾四周，灰暗的街道，裹着蠢笨冬装的行人，因为空气污染有些泛红的婊子似的月亮，还有远远飘来的河水的腥气，和一个卖烤红薯的矮小的老太太，哪一点能成就我想要的、色彩鲜明得惨烈的传奇？杨采妮一身嫁衣，狂奔在蓝天黄土之间，一边跑一边*服，露出穿在里面的丧服，然后跪下，妩媚地笑着，“山伯，我来了。”我在寒风中抱紧了江东，抱的方式那时还有点笨拙，因为我总是紧张。我是这么喜欢他，这个嘲笑我智障的男孩，已经这么喜欢了还没有一个感天动地的机会吗？

　　那时候我不知道，就在离我们三百米的地方，就是雁丘，一个真正的传奇的遗迹。
　　我们七拐八绕地来到了那个录像厅，准确地讲，是录像厅曾经的地方。那儿已经变成了一家小饭馆。一群孩子在我们身边尖叫着追跑。其实我早就想到会是这样，因为ＶＣＤ机和盗版光碟的关系，很多的录像厅都被淘汰了。
　　“走吧。”江东笑笑，“别误了晚自习。”
　　我们顺路走上了与堤岸平行的马路。黄昏中的车水马龙总给人没落的错觉。我在这车水马龙里哭了。他看着我，不问我“天杨你怎么了”。
　　他说：“你后悔了，是不是？”
　　我说：“没有。”
　　他说：“我知道，有一点儿，别不承认。”
　　我说：“那除非是你也后悔了，你才能这么肯定。”

　　他笑了，“你看你说‘你也’，证明我是对的。”
　　“你又涮我。”我也笑了。
　　他说：“要是你后悔了，你可以跟我说。”
　　“我觉得是你不再喜欢我了。”我仰起脸，看着他。
　　“我是不再喜欢你了，没错。早就不再喜欢你了。可是我爱你，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儿。不是我想不爱就能不爱的。”

　　“我听不懂。”
　　“我只能说这么多，往下的，我不好表达。”
　　“可能我也是，早就不再喜欢你了，但是我爱你，没办法。”
　　“你看你还是明白我说的话。咱们毕竟在一起这么久。”
　　“听你的语气，”我平静地说，“是想分手吗？”
　　“不是。”他不看我，似乎是在眺望马路对面中国银行的霓虹灯广告牌。
　　“真不是？”

　　“真不是。”他又笑笑，“你觉得咱俩现在，还分得开吗？”
　　“也对。”
　　“对面有卖冰激凌的，你要不要？”
　　我说要。于是他就去买了两个。隔着马路，微笑着冲我嚷：“你是要巧克力的，还是要纯牛奶的？”
　　于是我也隔着马路喊回去：“巧克力——”
　　一个出来遛狗的老爷爷微笑地望着我们，我猜他心里一定在想：“多年轻的两个孩子。”
　　我吃冰激凌的时候他说：“你吃东西的样子让人觉得你特别幸福。让我简直都想把我手里这个冰激凌也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