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嘛，我们大秦又不是战败国，实际自两国边界冲突以来，一直是我方占上风！而且现在也不是我们要求讲和，不让你们割地已经得算大秦宽宏大量，那有反过来要我们大秦割地的道理！不想和就开战，谁怕谁啊！于是，后秦群臣群情激愤，强烈反对许和！
　　但接下来，更让后秦群臣跌破眼镜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的皇帝，秦主姚兴竟然二话不说，大笔一挥，同意！将南乡（今河南淅川）、顺阳（在南乡之南）、新野（今河南新野）、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等十二郡割让给晋朝！这回真知道什么叫皇上不急太监急了。咱们的皇帝怎么了？是吃错了药，还是跟着鸠摩罗什那个洋和尚念佛经念傻了？

　　姚兴知道大家不理解，便做了一番很释迦侔尼的政策说明：“天下的善行都是一样的。刘裕起自寒微，竟能够诛杀桓玄，恢复晋朝，对内革新朝政，对外整顿疆土，这是何等了不起啊！我又怎能吝啬几郡的土地，不去成全他的美名呢？”完了，这回清楚了，敢情皇上在学佛祖，拿着大秦的国土“以身飨虎”呢，果然是佛经中毒了！
　　那么，后秦割地这件看起来很荒谬的事，为何会发生呢？因为此事的年代已经很古老，当事人姚兴又没有留下回忆录，要确切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已经是件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对当时局势与姚兴个性的分析，做出我们的推测。
　　首先，在下先将查找到的几种常见的解释列举如下，供朋友们分析对比：
　　第一种解释，姚兴自己说的，他在学雷锋，具体内容已见上述；
　　第二种解释，姚兴此时进取之心已失，诚心诚意愿与东晋实现睦邻友好关系，为此不惜作出重大让步，用今天的话说，这叫“以土地换和平”；
　　第三种解释，姚兴畏惧刘裕的威名，不敢和刘裕开战，同时又顾忌到北魏和西北诸凉国的威胁，只好学习曾文正公，“打落牙和血吞”，忍一步海阔天空。

　　然后，让在下来分析一下这几种解释。关于第一种解释，我们就不说了，供相信“世界充满爱”的朋友们选择。不过估计多数朋友还是和在下一样，认为世界还没有发展成共产主义，还不可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姚兴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慈善家，所以他第一项解释的真实合理性不会太大。
　　那么第二项解释呢，姚兴是否诚心与晋朝交好？以在下看，恐怕未必，他的诚意也是打了折扣的。最明显的证据有两条：一、是收留桓谦等晋朝特级通缉犯，不但不予遣返，反而严加保护，并在后来为桓家人东山再起提供了不少便利。二、是接受谯纵的称臣，并在后来多次出兵帮助谯蜀抵抗晋军，这就像老美一边声明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一边又派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一样。

　　再看第三项解释，此时的姚兴是否害怕刘裕？以在下的观点看，如果让刘裕与姚兴在大致相当的条件下打一仗，那姚兴几乎是输定了。但这毕竟是在下的观点，不是当时人的看法，而姚兴是不会以在下的看法作为决策依据的。刘裕此时在晋朝，虽已是无可匹敌的名将，但尚未与北方各国打过仗，不可能有太大的国际声誉。从后来刘裕北伐南燕，慕容超敢于选择放晋军过大岘的下策，以及姚兴在后秦的战略势态大大恶化时，为救援南燕，仍敢对晋军以战争相要挟来看，认为他现在就会因为害怕刘裕而不惜大放血，恐怕是不够客观的。

　　而且，将帅的指挥才能虽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在古代甚至可能是主要因素，越靠近现代，因技术落差的拉大，将帅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不断降低），但毕竟不是绝对因素，还有众多的外部因素也会对战争结局产生影响。
　　而从外部环境来看，此时的姚兴较之刘裕仍有优势。柴壁之战后，北魏与后秦的关系逐渐好转，已由后秦的现实威胁转为潜在威胁；后来让姚兴挥之不去的梦魇——刘勃勃（即后来的赫连勃勃），此时还在后秦做他的安远将军；至于陇西诸凉，此时也都还在后秦面前恭顺地摇着尾巴，后秦所处国际环境目前还不坏。相比之下，刘裕领导下的晋朝建康政府，处境要糟得多。在外不但巴蜀与岭南丧失，后秦、北魏和南燕也都在不时骚扰着晋朝的北方边界；在内，大乱之后，百业凋零，在领导层内部，刘裕与刘毅和司马皇族的矛盾又渐渐明显化。内忧外患并作，可谓危急存亡之秋也。总之，姚兴不该怕刘裕。

　　日期：2010-06-19　07:18:07
　　姚兴割地下
　　可能有朋友要问了：既然一二三项都让你否定了，那你认为姚兴犯的是哪门子迷糊？那么在下就对此事进行一番自己的推测。因为是推测，仅供朋友们参考。
　　推测之前，我们可以先确定一点：土地是好东西，它可以脱离国家存在，而国家不能脱离土地存在，它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强弱。本朝太祖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古代那些名君雄主们，从秦皇汉武，到一代天骄，从亚历山大，到奥古斯都，征战不休的最大原动力，正是为了这玩意儿。
　　和土地密切相关的国家另一基础资源，是人口。在古代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口的多少与国力的对应关系甚至超过国土的大小。因为在这两项基础资源中，国土是死的，人是活的，国土大的优势，正在于它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国家的财富最终是要靠人生产出来的，国家的武装力量也要从民众中征发。在一定的经济文化条件下，拥有更多的人口往往也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强大的武力（注：以上推论进入近现代后不再适用），所以古代的统治者们无不把地广人众视作国家富强的象征。

　　然而，凡事都没有绝对。国家的领土并不总是越大越好，人口自然也不总是越多越好。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人终究是有独立思想的生物，并不是没有思想的工具，由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冲突的存在，一个国家拥有的人口中总会有一定数量的“负人口”。所谓“负人口”，是指这样的一部份人群：他们对现有的国家政权缺少认同感或缺乏忠诚度，他们的存在不会对国家产生助力，相反具有对国家的破坏力，国家还得花相当的人力物力甚至军队来防备他们，所以他们对国力的影响是负数。正人口和负人口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政治的清明与否、灾荒或是丰收、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乃至于民族融和或种族清洗等，都会对正负人口的转化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明朝末年，人口数超过一亿，比周边任何国家都要多得多，这本是强国的象征，但由于明末苛重的税费加上频繁的天灾，将大量民众变成负人口：流民遍地，处处揭竿而起，他们对明政府的打击甚至大于外敌满清。

　　土地也是同理。如果在某个地区，它的居民大部份是负人口，或它的位置处在强大外敌威胁之下，易攻难守，使得国家为保卫这块土地付出的成本大于得到的收益，那么这块土地就变成国家的“负领土”。同人口一样，正负领土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这需要巨大的投入，也不一定担保成功。如二战后，英法等原殖民大国之所以肯从它们的大部份殖民地撤出，就是因为那些殖民地已经变成它们的负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