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1-16　16:16:32

　　【2-6】
　　“怎么了？”我在旁边问道。
　　摄像师眼睛看着外面，答道：“不是太理想，窗户太小，镜头摇不开。”
　　“拍摄了多少？”
　　“只能拍些小镜头，大的镜头根本就没法拍，窗户限制得死死的。”

　　“那怎么办？”
　　我有些急了，费了这么大的劲，结果却不理想，这是我们之前压根就没想到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到楼顶上去，那里视野开阔。”
　　“但是那里危险！”
　　我几乎在摄像师说完的同时就打断了他。
　　“应该没关系，天黑，我们小心点，速战速决，问题不大，我们试试吧。”
　　摄像师眼看着我，等着我做决定。
　　上去还是不上？拍还是不拍？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不上去，要拍摄的不能拍全，上去，又有一定的危险，要是因此被看守的保安发现了，那接下来我们打算与冯国明接触，就变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电视台外出拍摄，一般都是实行编导负责制，也就是说，出差在外，工作上的一切事情，都是编导说了算，其他人都要听从编导的安排。
　　既然这样，那这个时候，我就成了战场上的主帅。上还是不上，拍还是不拍，一切就全在我一句话了。

　　“我一个人上去，这样目标小。”
　　见我犹豫不决，摄像师又催促了我一句。
　　不行，要上去我必须得上去，作为一个摄制组的主要人物，遇到事情，我必须站到第一线，绝不能将困难推给别人，一是这样做不合规矩，二是这样来完成任务，我心里没底，不知道该要的东西是否已经拿到了。
　　“走，我们一起上吧。”
　　女人的表哥见状也要上去帮忙，被我们拒绝了。人越少，目标就小，目标小，发现的概率就小，危险也就小。
　　出门，再上一截楼梯，一抬头，是一个比身体稍大点的口，对着黑乎乎的天空。那是为通向楼顶，盖房子是特意预留的口，没想到，今天晚上，竟然成了我们的方便之门。
　　摄像师指了指头顶上的洞口，又指了指机器，然后将机器递给我。
　　我明白摄像师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他先爬上去，我在下面将机器设备递给他，然后我再上去。
　　我点了点头。
　　漆黑的夜里，楼道里安静的怕人，为了隐蔽，我们都不敢说话。
　　摄像师长得很结实，身手也很敏捷，双手伸开，撑着两边的墙壁，一使劲，身子就像弹簧一样提了起来。摄像师的双脚紧接着张开，蹬在墙壁上。这样手脚并用，就像猴子一样，不几下，就空手从洞口爬了上去。
　　爬上楼顶，摄像师赶紧弯腰趴了下来，趴在洞口伸手向下，我早已将机器举了起来，递了过去，摄像师在上面一用力，将机器提了上去。接着，如法炮制，将三脚架也接力了上去。
　　机器设备都运上去了，剩下的就是我了。
　　顺着楼梯，我学着摄像师刚才的样子，往上爬。可是，我的力气没有摄像师的大，废了半天劲，也没能上去。中年男人在旁边见状，赶紧过来，一把就托住我的屁股，一用力，一下就把我举到了洞口，上面的摄像师伸手一拉，我终于连滚带爬地上了楼顶。
　　上了楼顶，由于担心被下面看守的保安发现，我和摄像师不能直起身子，只能弯腰趴在楼顶上。
　　已经9点多了，5月北方沈阳的气温，还是有点凉爽。那晚的月亮很圆也很亮，我估计，只要我们一站起身来，就是站在远处看过来，也能看得很清楚。
　　我们2人趴在楼顶上，抬头看着眼前一大片空地，还有那孤零零矗立在一片废墟中央，如同碉堡一样的6层小楼，已经从窗户里透出的一点昏暗的灯光，我的心一阵阵收紧。

　　一个人应战一个群体，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如果不是被逼急了，逼疯了，谁会不顾家，不顾命，在这没水没电，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情况下，坚持在这黑暗与寂寞之中呢？
　　人，总是被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们靠到那个后面去，应该没问题。”
　　正当我胡思乱想时，摄像师手指着前面，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我扭头一看，只见楼顶的一个角落处，有一个大约半人高的突出物，黑夜里看过去，就像是一个矮个子的人站在那里。
　　这真是个神来之笔，正当我们发愁在这光秃秃的楼顶之上无法拍摄之时，竟突然有了这样一个东西，这要是我们弯腰蹲在后面，偷偷地拍摄，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那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过去看看。”

　　我眼看着前面，头也不回地对摄像师说道。话音未落，也没等他同意，就匍匐着向那个半高的东西爬了过去。
　　小时候在老家，村子里总是放映那种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村里的打谷场上，傍晚时，拉起大屏幕，天一黑，屏幕上总是出现八路军打小鬼子的镜头。记忆中，激烈的战斗中，八路军也是这样匍匐着前进。
　　那一刻，我也仿佛成了英雄的八路军。
　　一番衣服与水泥地面的摩擦之后，我终于匍匐到了那个半高的物体旁边，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烟囱。由于这是一个老小区，楼房年代已久，我估计，有些方面不太适合现在的市民居住，所以就有人自作主张，将楼顶凿开，树起了这个半人高的烟囱。
　　也许树烟囱的人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无意之举，竟然成了今晚我们的救命稻草。
　　爬到烟囱边，看到烟囱的那一刻，我差点激动得大叫。
　　我让自己平静了一下，转身向后，朝后面的摄像机招招手，让他过来。摄像师会意，一边自己往前爬，一边带着机器，一点点地艰难往前移动。我呢，则往回爬，去拿三脚架。
　　一番来回折腾之后，我和摄像师就像个地下搬运工一样，将机器以及三脚架等设备，都艰难地搬运到了救命的烟囱后面。
　　干完这一切，我和摄像师都躺倒在楼顶上，大口地喘着气。
　　看上去虽然短短地一截路程，但是由于不能直身，只能将身子贴着楼顶面，匍匐前进，而且又带着重达20来斤机器，路程虽然短，但为了防止保安发现，等我们好不容易爬到烟囱边，早已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休息了一会，摄像师坐了起来，准备干活。
　　摄像师将三脚架在烟囱后面支好，放上摄像机。
　　天啦，太巧合了，就像是量身定制的一样，烟囱的高度正好，正好与摄像机的高度差不多，而且我们弯腰躲在后面，也正好挡住了我们2个人。

　　我一阵大喜，这难道是上天特地为我们安排的吗？
　　支好摄像机，摄像师开始拍摄。
　　在这样的黑夜里，这样的楼顶上拍摄，对摄像师来说，可能还是第一次。
　　摄像师在拍摄，我则缩在旁边注意着周围的动静，特别是近在咫尺的数名保安。我一边观察，一边看着对面冯国明所在的独立危楼。我在想，冯国明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呢？快2个月了，一个人呆独自在里面，他感觉到孤单孤独吗？断水断电，又遭遇恐吓威胁的情况下，他是怎样过的？想过放弃吗？

　　那一刻，我突然萌发出一个想法，进到楼里去见见冯国明。
　　这个想法一出，连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