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观察一个例子：东非的无毛鼹鼠跟欧洲鼹鼠一样，过着地底的生活，只是无毛鼹鼠演化得更彻底，不仅毛发脱除尽净，而且瞎眼，体型像腊肠，完全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它们以家族为单位群居，挖掘地道也是整体进行。最前面的一只，用它暴露的门牙疯狂挖土，将土抛到后面一只的脸上，后面那只再将泥土聚在后腿间，踢到更后面一只的脸上……，如此反复进行，直到将所有泥土抛出洞口为止。很显然，这是一种合作行为，它比一只只鼹鼠单独挖掘要快速而省事得多。

　　这种行为其实跟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搬砖头”很相似。人们搬砖头时，一般不会各自为战，而是大家排成队，一块块地往下传递。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如果各自为战，则每个人搬砖时要走很多来回路，空耗很多体力，并且，人来人往，也挤占了空间。而如果大家合作，排成队进行接力，则既节省了路程（体力），又避免了拥堵，确实快速而省事。

　　是的，大家聚集在一起没有合作，群体能量不过是各部分的简单叠加即1+1=2而已，但如果展开合作，则是1+1〉2了。
　　可不要小觑了“〉”这个符号，其里面所蕴含的能量却是无穷无尽的。又以海里的鱼群为例：它们一会儿游东，一会儿游西，表面上看根本没有合作的迹象，但科学家们经过观察后发现，前排鱼在向前游动时会带动身后的水也往前流动，这样后排的鱼就正好置身在这股水流当中，身体会随着水流而自然向前，于是它们只需消耗极少的能量，便可以与前排鱼保持相同的游速了。同样道理，第三排、第四排……的鱼都可以借助前排鱼产生的水流前冲之力轻轻松松往前游。而每隔一段时间，前后排的鱼就会主动调换位置，使大家都有省力游动的机会。科学家们估计，整个鱼群有一半以上的鱼是在同伴帮助下采用这种省力方法游动的。可不要小瞧了鱼群这简简单单的合作行为，如果没有这种合作行为，许许多多需要长距离洄游的鱼儿，如带鱼、黄鱼等，根本就不可能游完一个又一个漫长的旅程。

　　所以人与人进行频繁交往主要目的是为了合作，因为，合作蕴含着1+1〉2的无穷无尽的能量。
　　那么，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该怎样借助这1+1〉2的无穷无尽的合作能量，为自己生存服务呢？
　　作者说，当前，总有一些人，总想靠一己之力去拼搏，打天下，不依靠其他人（有这种想法的人还真不少）。这样做不是不可以，是太辛苦，费了很大力气，离自己的人生目标还可能很远。而聪明的人，往往能借助他人的力量，为自己的生存服务。他们能利用别人来帮助自己，使自己一步步走向成功。借力使力，是一种高超的生存智慧。

　　于是作者便提出了一个理念——无论怎么谋变，以能够借助他人力量为准绳！
　　作者还提供了四种借力途径：借助父母的力量、借助朋友的力量、借助婚姻以及攀附权贵。
　　陈世钊的目光反复扫瞄这四种借力途径，进行评估。他的眼睛紧紧盯在“攀附权贵”这四个字上。他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父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地地道道的农民；来海南后，一直挣扎在社会底层，没有什么朋友的力量可以借助；妻子李幼萍家道还算殷实，经济上也资助自己不少，但她父母不是政商人士，对自己事业帮助不大。他惟一能够借助的，只有权贵们的力量。

　　日期：2012-05-12 17:42:26
　　人在生存过程中要不要攀附权贵？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他想知道作者是如何论述的。
　　作者在书中写道，社会生活中，常遇到两类人：一类人性情耿直、率真，他们做事由着性子，抱着凡事不求人的态度，不向世俗低头，藐视权贵，不向五斗米折腰。这类人在文学作品中往往是人们赞美的对象，人们往往用极尽煽动性的笔墨，对他们的行为进行酣畅淋漓的渲染。然而现实中，这类人却往往生存得步履艰辛（多数人生活得不尽如人意）。还有一类人，他们好拍马屁，精于阿谀谄媚，对权贵曲意逢迎，极尽巴结之能事。这类人在文学作品中往往被极力丑化，人们往往用讽刺、嘲笑的笔墨，矮化、抹黑他们。然而现实中，这类人却往往活得丰衣足食（多数人混得很风光）。这种现象是发人深省的。

　　其实“权贵”之所以是权贵，就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力、有财富，掌握着大量的生存资源。他们只要轻轻拉人一把，就能够极大地改善这个人的生存状态；随便一开口，往往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如此举足轻重的人物，不好好加以珍惜，岂不可惜吗？
　　书中提到了两个人物。
　　第一个人物是朱元璋。一个小小和尚，赤贫如洗，为何最终做成了皇帝？最关键的一环，是他投奔了当时的“权贵”——郭子兴。史书记载，朱元璋是通过抽签占卜的方式作出这一决定的（到底是不是呢？只有天晓得）。但不管如何，当上郭子兴的亲兵，使他人生轨迹发生了质的飞越，他有了一个施展才干的人生舞台。紧接着，他又娶到了郭子兴的养女——马氏，他的“事业”更有了坚强的后盾，从此更上一层楼（为了攀附权贵，竟然押上了自己的婚姻）。这次婚娶虽由郭子兴定夺，但无疑朱元璋获益最大。正是靠着这层婚姻关系，朱元璋才得以组建自己的队伍，最终创建了大明江山。

　　第二个人物是国学大师章太炎。近现代学人中，真正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寥若晨星，而章太炎无疑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位。鲁迅称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胡适称他为“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许寿裳在《章太炎传》中这样评价章太炎：“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今政俗之消息，社会文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他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可这样一位学界泰斗，却与上海滩流氓大亨杜月笙建立起了“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交情，并以自己的如椽巨笔极尽阿谀之能事。

　　原来，章太炎晚年居住苏州讲学，经济并不宽裕。有一次章的侄子在上海法租界与一位有来头的人物起了房产纠纷，向章求助。章无奈，亲笔写信给杜月笙请求帮忙。杜接信后，立即调动关系把事情摆平，并亲自到苏州造访。看到他经济拮据，又赠两千银元以示关心。此后还每月接济他的生活。这令章太炎深为感动，为了回报杜月笙的盛情，他凭依才学与名气，为杜月笙改名。杜月笙原名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便引经据典为其改名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他还亲笔为杜月笙修订家谱，根据杜的自述“祖先由浙江海宁迁来”，考证出“杜之先出于帝尧”，“直系祖先为山阴杜衍”，让出身贫寒、父母双亡、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跻身帝王之系，名门之后。

　　当然，章太炎因房产纠纷之事求助杜月笙仅是传说而已，无法考证，但他攀附杜月笙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后人对章太炎此举诟病颇多，认为他没有骨气。可是，他骂过袁世凯、骂过孙中山、骂过蒋介石、骂过汪精卫，七度被捕，三次入狱，“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无第二人。”能说他没有骨气吗？他晚年之所以如此，正是看透了世态人情，对他那所谓的“有骨气”的行为做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