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父母买过保险。”欧阳律师拿着一份单据说道。

　　“太好了……上天还没有将我抛弃……”我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好了，该我办的事我都办了，不该我办的事我也办了。之后就是你们的事情了。你们如果要打官司的话，可以联系我，但请我的话费用是很高的。”欧阳律师说完拿起西服外套，起身离开了。
　　我现在真的很想骂人！
　　注释1：2012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其中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对于酒驾、毒驾伤人的情况，保险公司要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作者注。
　　日期：2012-07-18 22:31:00
　　之后的整个下午，我和小李几乎跑遍了大半个北京城，办理各种繁琐的手续。从父母名下的存折中，我一共取出了五万多元钱。这是他们全部的积蓄。当我们离开银行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夕阳的余晖染红了西边的天际，一时间残阳如血，霞光满天。道路还是一如既往的拥堵，过往的行人大都行色匆匆。他们来自哪里，又去往何方？看着他们，我感到极度的空虚。这些人长相各异，经历也各不相同，却都遵循着既定的模式平凡地活着：呱呱坠地，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买房置地，娶妻生子，渐渐衰老，迎接死亡，化为尘土。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取得更高的荣誉？还是为了敛获更多的财富？亦或是为了获取更显赫的地位？但是当我们死去的时候，什么荣誉、财富、地位都会随着肉体的腐烂变得一文不值，一切皆化为浮云。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一如既往地重复着如此单调、紧张、琐碎的生活？对此，我没有答案。

　　“现在就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了，只要我们一拿到认定书，马上就可以去保险公司办理理赔。”车上，小李好似自言自语地说道。
　　“对了，公司里的其他员工呢？”我问道。
　　“他们昨天就离开了……”
　　说完，我们两人都沉默了。
　　“不过你放心，我会帮你到最后的！”小李信誓旦旦地说道。
　　我很感激眼前这名说话带有南方口音的小伙子，他已经做得够多了，即使他现在离我而去，我也不会怪他。

　　回到家中，屋里空无一人。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屏幕上出现一条短信，是“王子”发来的：
　　“你今天没有来学校，家里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你还好吧？”
　　不好！简直糟糕透了！我握着手机，跪在地上，放声大哭。
　　第二天清晨，小李身着一身黑衣，准时来到我家门外。此时，天还未亮，星月依旧高悬。微风习习，夹杂着丝丝凉意。路上的行人很少，这座城市还未从睡梦中醒来。车上一片寂静，我俩一路无话。
　　六点三十分，医院内两具棺木被抬出了太平间，放在一辆灵车上。一路向西，道路上所有的车辆都唯恐避之不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与死亡有关的一切都是一种禁忌。虽然我们清楚地知道，总有一天那一刻终将会来到，但究竟在哪天，通过何种方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这种感觉就好比一个得了绝症的患者却不知还可以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多少天，一个被判了死刑的重犯却未被告之行刑的具体时间一样，极度不安的恐惧感萦绕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大都选择了逃避。

　　行至殡仪馆前，几间灵堂外已站满了哀悼人群，每个人都面色凝重，眼含热泪。下车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我们办理了相关的手续。没有遗像，没有挽联，没有灵堂，没有追悼的亲友，父母的遗体就这样被直接推进了火化炉。
　　约一个小时后，休息室内一女员工打开一扇小窗大声喊我父母的名字。我走过去将骨灰盒从窗口递给她，如同在食堂打饭一般，她接过骨灰盒后迅速将窗户关上。不久后，这名女员工再次打开窗户，从她手中我拿到了骨灰盒。和之前不同，这一次，骨灰盒变得沉甸甸。

　　日期：2012-07-19 22:07:00
　　之后，我们开车东行，驶向顺义的一家陵园。陵园里干净整洁，有绿地湖泊，宁静而又安逸。办理完手续后，我俩怀抱着骨灰盒走向墓地。此时陵园里有两组送葬队伍，一组披麻戴孝，鼓乐齐鸣；另一组西装革履，乐队开路。那种场景就好似义和团遇见了八国联军，康熙皇帝碰到了路易十四，显得有些荒诞不经。而我们，只有两个人。墓园很大，各式墓碑整整齐齐地矗立其中。每一座墓碑上都刻有逝者的姓名、年龄、以及性别。每一个墓碑后都有一段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有的为合葬，所葬之人为一些相濡以沫、结伴一生的老年夫妇；还有的只刻有一半碑文，另一半则是为尚且活在世上的伴侣提前预留好了位置。逝者中也有很多是像我这么大的年轻人，在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里，他们的生命戛然而止。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在命运面前人类是如此地不堪一击。此时此刻，我感到万分恐惧，因为总有一天，我也会和他们一样躺在这里，而也许那一天就是明天。两名工作人员将墓室打开，放入骨灰盒，封上盖子，抹上泥浆，动作麻利，一气呵成。小李哭得很伤心，眼泪、鼻涕混杂在一起，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样子不是一般的难看。但我能感觉得到，他的眼泪绝不是出于所谓的“客气”，他的悲伤是发自内心。

　　离开陵园，我擦干眼泪，停止了哭泣，因为生活还得继续。在返回市区的路上，我接到交警的电话，《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已经制出。听完此言，我长舒了一口气。
　　在交通大队里，我再次看到了那名瘦小的女人。和前天相比，她显得更加的憔悴，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头发凌乱地披在肩上。女人看到我们，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之后有些战战兢兢地说道：“那个……明天我们可以试着调解一下吗？”
　　“好吧，那就明天吧！”我答道。

　　女人听后异常激动，嘴里不住地说“谢谢”。
　　在拿到认定书后，我们直奔保险公司的客户服务中心。由于带齐了所需资料，办理理赔时我们没有碰到什么麻烦。而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只有等待，毕竟，钱在别人手里。
　　“我们现在去哪里？”上车后小李问道。
　　“那名要跳楼的农民工现在在哪里？我想先把欠他的钱给还上。”我说道。
　　经过多方打听，我们来到了城南的一家医院。血液内科的一间病房里坐满了人，有大人，也有孩子。在最里面的病床旁，我看到了那个要跳楼的男人。他身旁的病床上躺着一个八、九岁左右的男孩。因为化疗，男孩的头发已经全部掉光了。他戴着口罩，露着充满灵性的大眼睛，通过他的眼睛，我读出了他对生命的渴望。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妇女坐在一旁，手里拿着一个馒头，见到来人，赶忙将馒头放在桌上。桌上有一个玻璃罐，里面放的是腌好的黄豆，看样子这些就是她今天的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