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人们不难揣测出溥仪如此喜爱《清明上河图》的原因——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清明上河图》的目的，无不是被《清明上河图》那梦幻般的繁华祥瑞之气所迷醉！而极少数知道某个秘密的人，甚至把徽宗亲摹本看得比张择端原本更为重要，这，包括溥仪。他似乎一直渴望着靠徽宗亲摹本重现祖上康熙皇帝的蓝图。

　　1945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通知溥仪迁都通化，溥仪心中明白，所谓的迁都实际上是逃亡，溥仪请山田乙三宽限3天的时间打理行装。实际上，溥仪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些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珍宝、字画。
　　13年来，《清明上河图》真迹和徽宗亲摹本，以及大量的珍宝、字画，一直封存在长春伪皇宫的“辑熙楼”里，只有溥仪和少数贴身随从，知道“辑熙楼”里面有些什么。
　　溥仪和贴身随从匆匆忙忙进入这座神秘的“小白楼”，他从大量的珍宝、字画当中精选了一些珍品逃往通化，剩下的珍宝、字画被一些侍卫哄抢。实际上，当时“辑熙楼”里其实收藏着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但溥仪只带走了真迹和徽宗亲摹本。
　　溥仪匆匆逃往通化长白山脚下的小山村——大栗子沟。但在大栗子沟仅仅住了3天，之后又赶往沈阳，准备从沈阳逃往日本。
　　在大栗子沟，溥仪又不得不从已经筛选过的珍宝、字画中再一次进行甄选，只挑了更少量的珍宝字画逃往沈阳，其中依然包括《清明上河图》徽宗亲摹本，而将《清明上河图》真迹等大部分珍宝，留在了大栗子沟，有的被随从和当地人瓜分，有的被解放军收缴。
　　在这一次的筛选中，显示出一个不寻常的信息，那就是，在溥仪的心里，《清明上河图》徽宗亲摹本，明显比真迹更重要，所以他才会最终只带着徽宗亲摹本逃亡。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乘飞机准备逃往日本，飞机起飞后被苏联红军迫降，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以及随身携带的《清明上河图》徽宗亲摹本，被苏联红军截获，遣往苏联赤塔，后转至伯力。
　　五年之后，溥仪被遣送回国，但那幅《清明上河图》徽宗亲摹本，却没有跟着回来，而是被高度保密地留在苏联，刻意低调。
　　时间过了几十年，人们渐渐几乎都遗忘了那些前尘往事，在各种场合的研究和学术探讨里，宋徽宗临摹本《清明上河图》，逐渐被岁月彻底湮灭，几乎很少人知道有这个版本的存在了。
　　与宋徽宗临摹本被刻意忽略掩埋的命运迥然不同的是，溥仪丢弃了的《清明上河图》的真迹，却随着时间推延越来越地位显赫。
　　1950年冬天，东北局文化部开始着手整理解放战争后留下的文化遗产，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负责对从各方收缴来的大量字画进行整理鉴定，一天，他正清理一堆从大栗子沟收缴的字画，发现有些书画作品保持完好；有些书画作品则已经破损。当杨仁恺先生打开一卷残破的画卷时，顿时惊呆了——

　　这幅长卷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体现着独特古老的绘画法式，杨仁恺先生随后对这幅画卷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细致的考证，这幅长卷气势恢弘，笔法细腻，人物、景物栩栩如生，这幅画上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然而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详实，历代的收藏印章纷繁复杂，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

　　尤其是画卷之后金代张著的题跋中明确地记载：“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
　　杨仁恺先生有些疑惑，难道这就是被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稀世神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吗？他将这幅画卷的照片，发表于东北博物馆编印的《国宝沉浮录》中。没想到立即就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高度关注。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将这幅画卷调往北京，经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绘画长卷就是千百年来名闻遐迩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
　　于是，遗失多年的稀世国宝《清明上河图》真迹终于再一次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但被溥仪认为比真迹更重要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徽宗亲摹本，却在苏联被秘密收藏，漫长的几十年里，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直到1991年底，前苏联突然解体，在一片混乱中，被人盗走，而后转入了法国……

　　马大哥说到这里，大功告成般地叹了口气，说：“前几年，这幅画出现在法国的拍卖会上，大当家亲自出马，由我陪同着飞到巴黎，为慕田堡高价拍下，后来存放在这古董储藏库，成为了慕田堡的镇库之宝！”
　　(伪满洲国崩溃，溥仪随身携带着“《清明上河图》徽宗亲摹本”逃亡)
　　日期：2012-10-9 20: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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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士敦可能是间谍

　　听着马大哥讲完了《清明上河图》真迹与徽宗亲摹本如此复杂的身世，我仿佛看到两个飘零的贵族，在历史的风浪中颠簸起伏。由此想起了宋徽宗，贵为皇帝却结局凄凉；又想起陆完、严嵩那些曾经的贵族豪门，早已被风吹雨打，在岁月中消散；而那些高宅大院里的燕子，则事过境迁，纷纷飞入了寻常百姓家……所有这些，不禁让我感慨人世的沧桑，命运的无常。

　　大家似乎都有些感叹，静静地没有说话，过了一小会，还是燎爷打破沉默，说：“五哥，我瞧这画瞧了半天，也没瞧出什么问题，你到是说说，究竟是哪里特别了？”
　　马大哥淡然一笑说：“这也正常，别说你们这么匆匆浏览，就是我在这几年里，反复看了多次，也从没注意到什么特别之处，甚至就连溥仪的‘洋先生’，也是反复窥探，却没看出端倪。”
　　马大哥接着解释说，实际上，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大众几乎都不知晓《清明上河图》有一个徽宗亲摹本。但在西方，一个精英小圈子里，却是知道的。而他们的信息来源，则是来自溥仪的“洋先生”庄士敦。
　　（溥仪与皇后婉容等人合影，后排站立右一为庄士敦）
　　庄士敦，1874年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原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他于1894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后进入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学习，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并获学士学位。1898年，作为一名东方见习生，被派往香港，先后任“辅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的私人秘书。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份在华工作生活了三十四年。

　　1919年2月，庄士敦赴京，开始了“帝师”生涯。庄士敦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
　　庄士敦是一个汉学功力深厚、具有学者素养的人，他广猎经史子集，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与饮茶之道。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如《佛教徒在中国》、《威海卫狮龙共存》、《儒教与近代中国》等。但令其声名大振的即是1934年出版的《紫禁城的黄昏》，此书讲述的是“清室”的黄昏时期——1912年到1924年，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溥仪出宫期间的历史，庄士敦以帝制向共和的转变为历史背景，以担任帝师，与末代皇帝溥仪共处的经历为内容，对他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大小事件做了独特的记述。

　　庄士敦为古老的皇宫带来了新的气息，深受溥仪崇敬。但在一些中国历史文献中，则有人明确质疑庄士敦教书是假，实际上是溥仪小朝廷与英国使馆的联络人，甚至有可能是英国间谍。
　　理由主要有五点，这五点若分开来看，单独的一条也许不足以让人质疑，但五条全部吻合，若说庄士敦不是间谍，实在难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