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苏北的农村，家里很穷，我三岁那年，家乡发大水，父母带着姐姐和我，摇着小船，到了上海，那时候，很多我们这样的在苏北老家实在过不下去了，只有到大上海混口饭吃，爸爸是个手艺人，会做些面食，到了上海，三岁的我，只记得黄浦江边高耸的大楼，巨型的外国军舰停泊在江边，我们到了上海几经辗转，才找到住处，在闸北棚户区，这是苏北人的聚集地，苏北人在上海基本都是做苦力的，拉黄包车，修脚，理发，或是在码头做搬运工，爸爸找到住处，把我们安顿下来，每天早上在闸北卖大饼油条，妈妈则是帮人家补补衣服维持生计，姐姐在家带我，姐姐比我大7岁，那时候她不过才十岁，有时候，她会到外白渡桥那边去卖白兰花，换点小钱，日子清苦，但很踏实，爸爸妈妈都是老实人，每天到爸爸摊子上吃大饼油条的也都是苦力为多，爸爸总是把饼做的很厚实，一个大饼就能当饱，两个铜板一个大饼，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家隔壁住着一个老先生姓戴，戴着眼镜，每天穿着一件洗的发白的长衫，他就一个人生活，每天就是坐在弄堂口，帮人测字，写信，还摆个小人书摊，换点钱，那时候，读书人少，他识字，很多人家来信，或是有个官司文讼也都读不懂，就请他读，请他回信，也有，小商铺开业，人家结婚选日子，起名字，闸北的穷苦人都找他，说实话，他是个文化人，我小时候，经常在他家玩，他在有很多书，有的书上画着八卦，神仙，佛祖，观音菩萨。我爸爸看他一个老人可怜，每天，总是把卖剩下的饼挑四五个厚实的送过去，妈妈有时候也过去免费帮他洗洗衣服，戴老先生很喜欢我，到我五六岁时候，家里没钱送我去读书，每天白天，我就在戴老先生的书摊旁边玩，他在空闲时间，教我读书，会写自己的名字，还给了不少书让我看，我当时看过评书版《七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对我以后在戏院有很大的帮助，上面的故事，戴先生有时候会读给我听，爸爸那时候生意也慢慢好起来了，有了一小间自己的豆浆店，妈妈也不给别人洗衣服了，带着姐姐一起在店里帮忙，蒋先生，就在店门口摆个书摊。继续他的测字，代笔生意，其实这样的生活平平淡淡，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像街对面的刘大伯儿子刘福生那样，在永安百货公司站柜台，每天西装笔挺，满脸笑容，有时候还带些高级糖果回来分给我吃，他家有个弟弟刘福贵当巡警，那时候丨警丨察的地位不是很高，有这么一句话，没有法，当丨警丨察，红白棍子腰间插，不过，他知道的故事可真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杀人了，宪兵队伍又押着一大群人去哪枪毙了，总是吓得我妈妈，我姐心惊肉跳的，记得有段时间，街上老是杀人，罢工，游行，经常看到一辆辆载着着武装整齐士兵的卡车在我们店门前呼啸而过，有时候也看到一些穿着便衣的押着一些人在门前经过，被押的人都喊着口号，说是委员长下令枪毙***，这段时间，父亲在外面也拜了老头子，拜在顾竹轩门下。当时，拜码头，进帮会的苦力很多，都是求互相有个照应，父亲拜了码头后，店里也没有什么人捣乱，生意也越来越红火，爸爸找个学校送我去读书了，我当时好开心啊。但在我11岁那年，一切都改变了。

　　那一天，戴先生带着我去城隍庙，去的时候，爸爸就跟我说，早点回来，好像最近要打仗，我们在路上看到到处贴的标语，还有很多大学生在高叫的口号，街上的广播里也放着高昂的歌曲，一队队的士兵在往虹口方向前进，我听很多人说，东洋兵打进来了，很多人在捐钱，捐物，有的参加敢死队，爸爸也捐了钱，还替军人做干粮，爸爸说，这时候不能要钱了，“东洋兵很凶的，东洋兵的狼狗是人肉喂的，东洋兵专门糟蹋中国女人，糟蹋完，还用刺刀一戳，把肠子挑在枪尖上，”刘福荣这样跟我们说，刘福荣不当巡警了，拿枪当兵去了，他在我家的店里坐了一个下午，带了一包糖，两瓶酒给我爸爸妈妈，说想娶我姐姐，我姐姐那时候在弄堂也算是小家碧玉，很多人在背后说我姐是豆浆西施，我是大饼小开，呵呵，当时我爸就说，只要刘福荣打完东洋兵活着回来，就和我姐完婚，彩礼不要，直接过来把我姐接过去，到时候街坊都吃杯水酒，我姐就是他刘家的人了。戴先生识字多，就当个主婚人，到时候算算好日子就行。美好的愿望总是会破灭。日本飞机的丨炸丨弹，把这些全毁了，我爸妈，我姐，我的家，我家的店，都变成了焦炭，几天后，刘福荣死在日本兵的机枪下，戴先生背着我离开了上海滩，这个曾经给我带来穷困，幸福，美好的回忆都在枪炮中消逝了。没办法，人要活着，哪怕再难也要活着，这是我爸爸曾经经常说的话。戴先生背着我逃难到了句容，我很早就知道戴先生原来是个道士，本来在江西龙虎山学道，后来到茅山，在茅山有个道观，戴先生说过: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在道观中，戴先生成了我的师傅，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日期：2012-10-11 22:08:00
　　开始写蒋爹爹的回忆录了，以下的回忆，我以第一人称叙述，从蒋爹爹的回忆开始。
　　我今年86了，这辈子，苦吃过，福享过，现在儿孙满堂，老伴的身体还算可以，在同龄的老人中不算最好，也不算最差，回想自己以前的事情，感慨万千，我这一辈子，坎坷不少，见识不少，现在，我最想的是我的父母我的姐姐，还有我的师傅还有很多帮助过我的好人。
　　我出生在苏北的农村，家里很穷，我三岁那年，家乡发大水，父母带着姐姐和我，摇着小船，到了上海，那时候，很多我们这样的在苏北老家实在过不下去了，只有到大上海混口饭吃，爸爸是个手艺人，会做些面食，到了上海，三岁的我，只记得黄浦江边高耸的大楼，巨型的外国军舰停泊在江边，我们到了上海几经辗转，才找到住处，在闸北棚户区，这是苏北人的聚集地，苏北人在上海基本都是做苦力的，拉黄包车，修脚，理发，或是在码头做搬运工，爸爸找到住处，把我们安顿下来，每天早上在闸北卖大饼油条，妈妈则是帮人家补补衣服维持生计，姐姐在家带我，姐姐比我大7岁，那时候她不过才十岁，有时候，她会到外白渡桥那边去卖白兰花，换点小钱，日子清苦，但很踏实，爸爸妈妈都是老实人，每天到爸爸摊子上吃大饼油条的也都是苦力为多，爸爸总是把饼做的很厚实，一个大饼就能当饱，两个铜板一个大饼，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家隔壁住着一个老先生姓戴，戴着眼镜，每天穿着一件洗的发白的长衫，他就一个人生活，每天就是坐在弄堂口，帮人测字，写信，还摆个小人书摊，换点钱，那时候，读书人少，他识字，很多人家来信，或是有个官司文讼也都读不懂，就请他读，请他回信，也有，小商铺开业，人家结婚选日子，起名字，闸北的穷苦人都找他，说实话，他是个文化人，我小时候，经常在他家玩，他在有很多书，有的书上画着八卦，神仙，佛祖，观音菩萨。我爸爸看他一个老人可怜，每天，总是把卖剩下的饼挑四五个厚实的送过去，妈妈有时候也过去免费帮他洗洗衣服，戴老先生很喜欢我，到我五六岁时候，家里没钱送我去读书，每天白天，我就在戴老先生的书摊旁边玩，他在空闲时间，教我读书，会写自己的名字，还给了不少书让我看，我当时看过评书版《七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对我以后在戏院有很大的帮助，上面的故事，戴先生有时候会读给我听，爸爸那时候生意也慢慢好起来了，有了一小间自己的豆浆店，妈妈也不给别人洗衣服了，带着姐姐一起在店里帮忙，蒋先生，就在店门口摆个书摊。继续他的测字，代笔生意，其实这样的生活平平淡淡，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像街对面的刘大伯儿子刘福生那样，在永安百货公司站柜台，每天西装笔挺，满脸笑容，有时候还带些高级糖果回来分给我吃，他家有个弟弟刘福贵当巡警，那时候丨警丨察的地位不是很高，有这么一句话，没有法，当丨警丨察，红白棍子腰间插，不过，他知道的故事可真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杀人了，宪兵队伍又押着一大群人去哪枪毙了，总是吓得我妈妈，我姐心惊肉跳的，记得有段时间，街上老是杀人，罢工，游行，经常看到一辆辆载着着武装整齐士兵的卡车在我们店门前呼啸而过，有时候也看到一些穿着便衣的押着一些人在门前经过，被押的人都喊着口号，说是委员长下令枪毙***，这段时间，父亲在外面也拜了老头子，拜在顾竹轩门下。当时，拜码头，进帮会的苦力很多，都是求互相有个照应，父亲拜了码头后，店里也没有什么人捣乱，生意也越来越红火，爸爸找个学校送我去读书了，我当时好开心啊。但在我11岁那年，一切都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