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一个最最讨厌转街逛商场的人。并不是说怎么怎么高雅，怎么怎么脱离物质社会，实在是受不了商场里那些追着你推销商品的什么售货员。去年冬天的时候，刘姐让我陪她去“双安”买棉衣，我俩一到二楼，就糊上来４、５个挂着“销售代表”牌子的女人，这个介绍羽绒服，那个引见丝绵袄。还有一个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折返台买“耐克”运动衣的年轻女人，非要刘姐买她一件“耐克”棉服不可，把个刘姐给气得呀，当场就把一张秀脸拉长里一尺多：“干吗呀你们这是！是抢钱啊还是抢人！”最后是一件衣服也没买成，临出门回来的时候，在一楼大厅看见有处理运动鞋的，倒是花200多给我买了双半价的“百事流行鞋”。

　　想起这件事，我急忙拉着张力往外走：“张力，你还得帮我给刘姐买件棉服去。咱赶紧打车去‘双安’。去年我和刘姐在‘双安’旁边一家外贸店里看中的一件说是瑶族手工刺绣的唐装棉服，要价太贵了，比‘秀水街’还贵好几百，刘姐没舍得。咱到那里看看去，我必须得给刘姐买件象样衣服了。”
　　“我的亲哥呀，去年的事了你咋还记得这么清楚呢？那家店有没有都得另说了。你没见这诺大的北京城是天天听见开业的鞭炮响，没看见谁大把的装钞票？再说了，你这样临时抱佛脚，刘姐不得骂你势利眼啊！啊，人老刘不收你，你就什么不归买，一放出话来叫你明儿去拜师，紧着就上菜？也太不把刘姐当回事了吧！”
　　我一时让张力数落得直翻白眼。
　　三十七
　　我进到老刘办公室的时候，根本就忘记了今天是星期六。

　　我推门的时候，就感觉在推动一个枯涩的早晨。我把受伤的右手尽量伸展，用手轻轻的在门上剥啄，还不到两下，门就很痛快的开了，门后面一张俏脸半红半白的在注视我，扫视到我的西装，笑了，贝齿象开合的玉兰，我能闻到淡淡的香馥。一只手从门扉后面伸到我面前：“你是大陆吧，我们正等你呢——请进。”
　　老刘的办公室我来过很多次，很熟悉的布局——两间一明的大屋子，最里面一张大板台，是老刘的办公桌也兼工作台；绕过桌子是一间小套房。南面靠窗户一排春秋椅，北面一溜儿布艺沙发。每次我去总是空荡荡的沙发和椅子上，今天突兀的坐着几个陌生人。南面椅子上三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两男一女；北面沙发上里面靠近办公桌的地方两个比我大不一两岁的男生，紧挨着门是刚为我开门的很年轻的女孩子。

　　没有老刘。
　　没有刘姐。
　　我正茫然间，椅子上的那位妇女说话了：“老刘有点意外的事情要去处理，等一阵儿才来。我们都是他的朋友，你先坐吧，别见外。没见过是吧，熟了就好了。要不这样，我看你也是个不爱说话的人，闲聊呢你更不适应，听老刘说你想进古董行儿里混，我们这里也有几件老东西，反正闲着也是等老刘，要不你先给我们瞧瞧？”
　　我站在屋子中央有点不知所措，虽然脸上带着敷衍的笑，心里却毛得很，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来路。这时,给我开门的女孩轻盈的走到大板台前，唰的一声掀开上面的大红金丝绒，下面是早就摆好的三件古物：第一件是一个尺五见方的黑楸子木木框，里面裱糊着一张暗红洒金笺，上写一个遒劲的“福”字，只是福字右下的‘田’下面收口太过。　第二件是三寸高，两寸阔的一件玉雕，雕的是一棵白菜，巧的是这块玉本身并不是纯白，而是下白上青，白色部分雕的白菜的根基，青绿的上部被当年的高人雕成了菜叶；最另人惊奇的是白菜叶上斜落一只正在弓腿嘶鸣的蝈蝈，朴实憨厚的样子一眼就能瞧出是典型的汉玉开门手艺；整棵白菜安放在一只紫檀木的底座上，格外的端庄大气。第三件是一幅扇面，女孩子待我看完前两件，徐徐的为我展开，是一幅工笔细描人物画，扇面的中心位置是一位女伶人扮成的白娘子，凤眼秋波，纤指拈着素帕半遮香腮，妩媚得另人暇思，署名是“任申九月蜀人髯公于昵燕楼”；背面是安静的八分体，做的一首七绝：催腔促拍两眉弯，似笑如颦戚玉颜；已判此生常是客，新声休唱念家山。压尾一方小钤，上刻“内江季菱”；七绝的中间余白，盖的七巧闲章“为万世开太平”。

　　看完了，突然有些冲动。要知道，古玩这一行比任何一条道路都有延续性和连贯性，正因为如此也就迫得无数的人一头栽进来而不能自拔。民国的大收藏家孙瀛洲说过“玩古董犹如入山觅宝，非孜孜以求不能窥见门径。既进得门来少有所得，则手舞足蹈不能解也；自是成隐君子矣！”我刚好在大师所说的“少有所得”的时候，也正是“鉴”瘾大发的时候，乍一见新鲜货色自是喜出望外，早以不知天高地厚了。

　　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台子前仔细端详着几件宝贝，心跳的格外健康。我研磨着自己的手指头，左手按住伤了的右手，一节一节的下压右手指关节，咔、咔的声音在老刘宽大的办公室里显得不伦不类。屋里其他几个人一直不声不响的看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把那个“福”字框举在手里，说：“这是大清朝仁宗皇帝乾隆御赐的‘福’字，至于是赐给当初那位大臣的，小可就不得而知了。这大清朝是‘爷爷打江山，孙子坐天下’，从努尔哈赤到顺治，再从康熙到乾隆都是如此。康熙六十万寿的那一年，冬天的十二月初一，突然心血来潮，圣祖皇帝在上书房写了个尺五的斗方‘福’，当场赐给了翰林院遍修查慎行，从此给后代的帝王留下了先例。世宗雍正即位，将其父书福的那只湖笔命名为‘赐福苍生’；到乾隆朝时，圣上冬至日赐福则成了隆重的典仪。并且把在懋勤殿赐字该到了重华宫的漱芳斋，到了冬至这一天，首领太监摆置好龙书案，把‘赐福苍生’从乾清宫正殿请下来，摆两个砚台，一叫‘松花玉’，一叫‘紫端石’，前者是歙砚，后者是端砚。写福字的笺纸也是两种，一种是生绢敷以朱砂，上绘金色云龙，叫金龙笺专门赐给后宫姘妃和皇亲国戚；一种是南方进贡的朱红笺，是赐给大臣的，也就是这张已经在时间的河水里漂染成暗红色的纸了。按照惯例，赐福者大多是皇帝宠信的近臣，象什么军机处，御前大臣，上书房翰林，封疆大吏等等。凡受赐之人，先期通知待命，待引入重华宫时朝上行礼，高宗面南而立，濡笔浓墨，大书福字，受赐之臣再叩头等候，两太监举笺自其身体上方移出，这叫‘满身是福’！从您这福字上来看，这纸，这墨都应当是乾隆帝赐给大臣的。如果我断不错的话，从笔迹上细参祥，这福字安祥平和，雍容华贵，既吞吐万里，暗含霸气，又锋芒内敛，挥洒遒劲，应当是他在禅位给嘉庆后，以太上皇身份主持的最后一个冬至赐福日时写的。而那一年是1797年，由于乾隆身体眼神都已经不济，只写了四张就交给嘉庆去写了。他写的四张一张赐给首辅和砷，一张赐给大学士于敏中，一张赐给嘉庆帝的皇后，另一张据说福字的最后一笔拉得过长，使得福字下面的‘田’破了相，被乾隆当场扔掉，事后首领太监捡了起来，私藏家里，我看您这幅字就是沦落民间的这一张。”

　　我的话音落地，靠近窗户的一个人问：“清朝皇帝为王公大臣赐书福字到乾隆就结束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