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了楼，听出左边的房间里有女孩子说话声。我敲敲门，门开了。有三四位女兵在里面，包括班长小胡。她们见是我，都站起来，热情地接待我。房间的四边各靠墙放着一张单人木床。内务搞得挺整洁，被单雪白干净，被子整得方方正正。她们让我坐，我于是就在进门左边的床沿上坐了，她们这才坐下。小胡给我又倒了一杯水，拿了张小方凳摆在我面前让我放杯子。大家脸上都笑笑的。

　　没有看见郁洁；但很快听到隔壁话务室里传来她接转电话的声音，她在值班。
　　班长小胡是河南人，80年的老兵，我们早就认识。其他女兵也都见过面了，王小真和张晓薇曾到宣传科去修过电话，已相当熟悉，所以大家都挺自在，不紧张。我于是很随便地问起她们的训练、工作及生活情况。
　　从她们介绍的情况看，训练是紧张而艰苦的；但一般是在入伍头一年，而且至多是四五个月时间。她们现在的工作就是保障机关的电话通讯：值班，修线路。主要是值班。一般情况下，值班白天两人，夜间一人；白天半天一换班，晚上两小时一换；值夜班的，白天补觉。
　　大家正谈着，郁洁进来了，没有戴帽子，头发扎成两个触肩的刷把。她用微笑向我打招呼后，坐在进门右手边的床沿上。
　　我问她们：“回连队吃饭吗？值班的怎么办？”
　　她们告诉我说：“回连吃饭的同志用饭盒带回来的。”
　　“那还不凉了吗？”我说。

　　在我印象里，通信营到师部机关大院至少有两里路。
　　她们笑笑。
　　我问她们：生活是不是习惯？
　　她们回答说，除班长小胡外，她们大部分是江苏人，张晓薇是南京人，郁洁、王小真、贺美萍是苏州人，都是吃大米长大的。但现在主要是吃面食，有时候还吃粗粮。
　　“可是，”我打量着她们说，“你们并不瘦呀？”
　　“我们都胖了哩！”郁洁忽然激动地说，几乎要笑出声来。
　　“你们都有些什么业余爱好没有？”
　　“小贺唱歌唱得不错。”小胡说。
　　“说什么呀！”小贺嗔怨道，稍停，又说道：“连一台收音机也没有，录音机也没有。”
　　“王小真，你呢？”我问。

　　“我和郁洁在学校时选择的都是文科。”王小真说。郁洁也微笑着。
　　“那你们现在写东西吗？”
　　“没什么写的，就喜欢看看书。”王小真说。
　　“喜欢看什么书呢？”
　　“也没有一定，抓到什么看什么。”

　　“你们这叫自由发展吧！”我笑着说。几个女兵都笑起来。
　　郁洁坐了一会儿，又起身到话务室去了。
　　我和小胡等说了些其它事情后，便提出到话务室看看。
　　原来，星期天也是两个人值班，这时是郁洁和张晓薇。淡绿色的窗帘遮挡着窗外的朝阳，室内光线显得很柔和。她们并排坐着，戴着耳机和送话器，见我进来，都回头笑笑，然后径自忙着接电话，由我自己看。
　　我站在她们背后，左手扶着郁洁的椅背，右手扶着小张的椅背，微微俯下身子，很有兴趣地看她们接电话。
　　当然，我注意的主要是郁洁。
　　对我来说，这工作是完全陌生的。她们的前面，各垂直立着一个硕大的象箱子似的但看上去样子很沉重的金属体，迎面是一个差不多正方形的银灰色平面，上面很整齐地分布着一些深处闪着黄铜色的插孔，每个插孔旁都有一个小指示灯，指示灯亮时，发出柔和的红光。再往下面，在她们的身前，横着一个长长的盒子，里面是两排光滑铮亮的铜色插头，象是古代将士箭囊里伸出来的箭头一样。指示灯一亮，她们就熟练地拔出一个插头插进亮灯的插座，同时口中应道：“喂，您要哪？——好的，来了。”或者是：“对不起，讲话了，请稍等一会儿吧。”有时忙起来，她们的手和嘴都没有空闲，而盒里的半多插头都拖着长长的黑皮线尾巴跑到插孔里去了，一些黑色皮线还交叉起来。

　　“怎么这么忙呢？”我说。
　　“现在不算忙。”郁洁说。
　　“最忙的时候怎么样？”
　　“最忙是时候呀，”郁洁微笑地说，“所有的线都用完了，还有用户要。”
　　“那怎么办？”
　　“那就只好请他等一会儿了。”

　　我发现郁洁的记性好象不错，有一个长途电话，所要的号码是54706转233。郁洁在一个本子上简单记了一下，然后就合上本子放在一边，开始要电话。没有要通，她就去接其他电话，过一段时间再来要。有时间隔的时间有两三分钟，她重新再要时，不看记录，仍然能不假思索地报出那电话号码来。
　　有一个电话要经过博山机务站，机务站都是男兵，大概是那里值班战士服务态度不好吧，郁洁竟义正词严地批评对方说：
　　“这个电话你得负责，我们的用户在等着——你才值几天班呀，就这么油，值长了怎么办？！”
　　我感到奇怪，问她：“你怎么知道他是新兵呢？”
　　“听得出来。”郁洁说，很有把握的样子。
　　透过半透明的窗帘，隐约可以看到两三百米外机关办公楼的楼顶，有人在楼顶上晒被子。

　　我在总机班一共呆了个把小时。当我从楼上下来，走过总机班的楼下时，我觉得头顶上的这些女战士就象是一群躲在房檐上的小鸽子似的。

日期：2010-04-30　08:42:36

　　7．妈妈
　　“我妈妈来了，你来玩吧——1号房间。”郁洁说。
　　那是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从北招出来，她到北招去，在北招楼前的红砖甬道上碰上了。
　　“好的。”我说。
　　我先回到科里。过了一会儿，我真的去了。

　　北招是一栋比较漂亮的现代建筑。一排宽大的弹簧玻璃门。一号房间在一楼，进了大门，向右拐第一间。这是一个单人间，大大的席梦思床上高高地挂着收起来的洁白的圆顶吊帐，鹅黄色的窗帘拉在窗户的两边，崭新的松木写字台，配套的椅子，沙发和茶几。
　　郁洁和她妈妈坐在沙发上，另外还有一个瘦瘦的男兵坐在靠门边的椅子上。见我进来，郁洁连忙站起来把沙发让给我坐，自己则到床沿上坐了。
　　郁洁向母亲介绍我：“宣传科李干事……”
　　郁洁的妈妈看上去四十多岁，留着齐耳短发，穿着灰色的小翻领上衣，微胖，样子象个女干部。她的相貌与郁洁不太像，她是长方脸。人很和蔼。
　　我问她对周村的印象。她一边请我吃苏州糖果，一边回答我的问题。
　　她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街道比苏州的宽。她说道：
　　“苏州的公园比较好，但不少道路很窄。有段时间骑自行车，是快不了也慢不得，前面一辆车停下来，后边多少人就得下车。后来，市里下通知，把各企业单位的上下班时间岔开，这才好些。”
　　我发现，她说话的声音和郁洁几乎一模一样，也是那么以气带声，象是带着某种音乐的调子。特别是那笑声，总似乎是忍不住了才笑的，是从心里笑出来的，很有感染力，听了特别叫人愉快。

　　她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她，我是安徽宁国县人。她听了竟眼睛一亮：
　　“我们在安徽住过很多年哩！那时侯，小洁她爸在安徽省军区政治部当副主任，我们就住在合肥下关。小洁就是在合肥302医院出生的。她一直在合肥长到七岁。后来她爸调到苏州军分区，我们才又到了苏州。”
　　听说郁洁竟出生在合肥，我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和她的距离更近了。
　　我继续很有兴趣地听郁妈妈讲他们在合肥时候的故事。
　　“合肥有个部队农场，那里的战士可真辛苦啊！”她说，“有一次，两个战士到我家来帮忙搬东西，身上头上尽是灰，穿着那种很厚的旧军装，领章帽徽也不戴，戴顶草帽。我都认不出他们，问他们：‘你们是施工队的吗？’”

　　她说着说着，竟忍不住呵呵呵地笑起来。
　　“能不能多住几天？”我问。
　　“不行，要回去上班。”她说，“明天就得走。”
　　从周村去苏州，直达的只有青岛至上海的火车。这班车车票一直很难买。我问郁洁：
　　“车票买了吗？
　　“还没哩，”她说。

　　“我来帮你买吧！”
　　“好的。”郁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