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县的行政区域并不大，但却被长江隔成了两块。长江从宜昌往下，经过洞庭湖后，水面就开始变得宽阔了，枯水季节，江面约有一两公里宽，遇到汛期，江面宽约四五公里，江水会漫到堤岸边来。七月份已经是开始汛期了，堤岸上开始热闹起来，每隔一公里的防汛哨棚里，已经开始住满了当地组织防汛的农民。
　　我家住在长江南岸，阿睿家住长江北岸，要到她家里去，非得渡过长江不可。
　　其实，我家离长江边不过一公里，而阿睿家也在长江北岸离长江不过七八公里的一个小镇上，只不过，我们并不住对岸，要到她家，必须先到县城，再渡江，再到那个小镇。这样算来，颇有一点“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夜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的感觉。
　　该交代的都交代了，可以开始路上的故事了。
　　（六）
　　在夏天骑自行车，并不是一件惬意的事，特别是当你把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时候，那更没有什么浪漫可言。先是烈日下的暴晒让你满头大汗，然后是过往的车辆扬起的漫天灰尘，飘落在衣服上，粘贴在脸面上，钻进到头发里，估计古人在发明“灰头土脸”这个词的时候，就是在经历了这样的折磨后愤然发挥聪明才智的。
　　虽然如此，我的心情还是比较好的，我甚至还一路吹着口哨。说句良心话，我虽然长得丑点，但歌还是唱得不错的，我甚至还是我们高中的十大歌手之一。那次比赛的时候，我唱的是“辽河的水呀，清幽幽，哗啦啦地从我家门前流……”，一边唱一边比划流水悠悠的样子，评委们笑得前仰后合，唱完后，有一个好心的评委点评说：“你的嗓音确实不错，但歌选得不好，而且动作太多，花哨且不自然”，虽然得到这样的点评，我仍然勇夺“十大歌手”第五名，可见我当时的实力是多么的厉害。

　　我当时就是充分利用自己在唱歌方面的天赋哼着小调，单手扶着车把，飞快地在江堤上飞奔。
　　我骑的单车是大哥结婚的时候买的，凤凰牌，当时最好的自行车，相当于现在汽车界的奔驰。虽然那个时候我侄儿都已经十岁了，这辆凤凰牌自行车也在风雨中走过了十多年的征程，但车屁股上的凤凰标志还是清晰可辨的，看着别人的“飞鸽”、“五羊”，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优越感的。
　　骑行了十多公里，我来到了镇上。我们镇是一个江南小镇，在历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据说当年俞伯牙和钟子期搞什么“高山流水觅知音”活动的时候，在我们镇上调过琴（不要误会，不是调情啊），所以小镇因此得名为“调弦口”，至于为什么不叫“调琴镇”，我估计是因为这名字太容易引起歧义了，说出来也不好听。否则，招商引资的时候，拉个横幅说“欢迎你来调琴”，多让人难为情呀！

　　小镇不大，却极为热闹，因为赶上防汛期，又是收割季节，人来人往非常多。骑了十几公里，口很渴了，我想找地方买碗茶喝。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方便，有矿泉水可以带，那时解渴全靠凉茶，当然也不是现在广东到处可见的“王老吉”之类的凉茶，而是开水烧开以后，放几片很大的俗称“一匹罐”的茶叶，把清水变成淡黄的颜色，放置变凉后做成的。这种茶在乡下是不要钱的，在镇上有卖，一分钱管你喝好。

　　正满大街找不到茶铺的时候，我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卖凉粉的摊子，凉粉也是那时惯用的降温饮品，五分钱一碗。我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就喝一碗凉粉算了。这样想着，自然就把车推到了凉粉摊前，支好了车架，正埋头掏钱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日期:2010-04-19 11:46

　　（七）
　　骑过自行车的人都知道，自行车的后轮支架上，有一个可以锁死支架的卡锁，支架立起来以后，用脚把卡锁往前踢一下就可以了。那时候我太渴了，只想着赶快买凉粉喝，忘记了踢一脚。
　　我正在掏钱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是同镇的家住镇上的同学刘大兵，我应了一声，顺手和他打了一个招呼，谁也想不到，突然从拐角窜出来一辆手扶拖拉机，车速很快，我吓得赶紧往后一退，一个趔趄，脚碰到了自行车，只听得哗啦啦咣当当响声一片，我心想坏了，站稳一看，立即傻在了那里。
　　我碰到了自行车的后面，由于支架没有锁死，自行车自动往前一窜，恰好碰翻了凉粉摊，不光是凉粉泼了一地，连碗和调羹也碎了不少，我口袋里总共不超过十块钱，肯定是赔不起的，只好涨红脸，傻傻地站在了那里。
　　摊主的身手非常敏捷，那个矮胖的中年妇女一个箭步跨过来，一把揪住我的衣服，急吼吼地说：“你搞么事搞么事，快点赔！”
　　我涨红了脸，手足无措，只是重复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好在刘大兵毕竟是在镇上混过的，立马跑过来，厉声对那妇女说：“搞么子搞么子，打架呀，快放手。”

　　摊主一看情况，估计心里也有点虚，立马松手，然后指着满地的碎碗说：“他弄翻了我的摊子，你看哪么赔。”
　　刘大兵一看，知道我也是赔不起的。只见这小子眼珠子一转，继续大声说：“你知道我是哪个？哪个允许你在这个地方摆摊子的？”
　　这里要隆重介绍一下的是，刘大兵是我们同学里面个子最矮的一个，只有一米五八，却特别喜欢打架，成绩最差，但在调皮的学生中却极有威望，他最闻名的一句话是：“别看老子一米五八，老子酒一喝就一米八五。”可见，他在打架方面是极有自信的。
　　我心里暗暗想，你小子不就是一个小烂仔么，能有什么来头，但看到有他给我撑腰，我的心慢慢平复下来。
　　妇女看到他很凶的样子，心里也有些怕，话也开始软下来，带着辩解的语气说：“打烂了我的东西，不要赔么？”
　　刘大兵说：“好啊，我来赔，我去叫我在工商所当所长的老爸来赔，行吧？”
　　这时已经围了不少人了，镇上有些认识刘大兵的年轻人，在打招呼的同时，也在旁边起哄，正好妇女的老公也过来了，看到这个阵势，带着息事宁人的口气说：“算了吧，我看你也不是故意的，算了，你以后小心一点就是了。”
　　吵完架，我的口也不渴了，和刘大兵顺着街道往前走。我疑惑地问他：“你爸爸真是工商所的所长呀，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

　　刘大兵笑着说：“鬼扯，是厕所的所长还差不多。”
　　我一听也笑了起来，心想这小子鬼点子还真多，今后说不定会弄出点名堂来。事实也确实如此，他读书不行，做生意却非常精明，乘着改革的春风，他现在已经在上海拥有年产值上千万的工厂了。
　　从镇上出来后，我继续往县城方向走。一边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一边想着和阿睿见面后说些什么，不知不觉，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就到了县城。
　　县城虽然已经有了水泥马路，但仍然脏乱不堪，我在《野火》文学社的期刊上，曾经专门描述过县城，最典型的说法是“宽阔的马路，光灰的城市”。在吵吵嚷嚷的菜市旁边，已经又累又饿的我，花五毛钱草草地吃了一碗面，又急忙去赶渡船。
　　一路无话，等我到达阿睿的家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我又累又饿，满身灰尘，真可谓是风尘仆仆。但让我大失所望的是，当我好不容易打听到阿睿的家时，开门迎接我的却是阿睿的妈妈，她告诉我，阿睿不在家，已经去了舅舅家吃寿酒，要三天以后才回来。

　　我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真恨不得抱住一棵树大哭一场，但环顾四周，连棵树都找不到啊。
　　阿姨看我十分疲累的样子，心疼地说：“先进屋洗洗吧，住下来明天再说。”
　　我知道，如果我就此放弃，也许这一辈子就很难见到阿睿了，也许再也无法继续联系，在极度失望之余，我决定继续出发，到她舅舅家找他。
　　经过打听，阿睿的舅舅家在离这个镇子三十多里地的村子里，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村子还有一个我们的同班同学。
　　于是，我立即告别了阿睿的妈妈，继续往前走。

　　夏天的夜晚来临得要晚一些，不过月亮和太阳的交接工作进行得非常好，当太阳余晖还没有散尽的时候，月亮却早早地在天空中值班了。七八点钟的时候，虽然有些昏暗，但行路却没有多大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