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必在意他可能在任何其他科目上发表的任何看法，尤其当他与其他跟他类似的人联合起来试图从某种这样那样的困境中拯救世界时，千万不要当真。
　　然而，他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因而获得博士学位。他很可能是一位非常有用的公民。请务必友好待之。
　　反观我们当前的教育和科研体制，学校培养出来的和社会需求的正是这样的技术员而非科学家。
　　“科学人”退出科普阵地的另一方面原因在于科学本身变得越来越艰深晦涩，譬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样的科学知识，已经很难在公众层面上加以普及。尽管不排除有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公众出于很稀有的兴趣爱好，喜欢挑战自己的智力去阅读艰深的科学内容，但大部分报纸读者和电视观众越来越把阅读和观看科学当作一种娱乐，他们很不愿意去折磨自己的脑细胞来费劲地理解科学背景知识，而只去欣赏和享受科学的产品。就如伯纳姆指出的，“科普工作者面临的那些经久难题之一，就是一直以来都在动员好奇心的力量，来克服为了理解事物所付出的努力所带来的痛苦。”研究消费文化的历史学家们指出，消费文化的社会是自我放纵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大众科学的知识性一面得不到繁荣。极大多数科普听众选择一种放任的方式面对这个社会，欣然屈服于一种新的迷信。

　　愈演愈烈的科学知识的专业分化，给仍旧想致力于科学普及的人员带来困难。即使某位科学家有能力同时透彻掌握多门学科的知识，但是普及的受众先不说有没有能力去领会，就是有没有必要去领会这些知识，也是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学普及者们提出“科学方法”的概念，他们认为科学的精髓正在于它的方法；他们相信，在对各种不同专业知识的探求中，有一种普适的科学方法存在着。于是科普的重点从普及各种专门知识转向了普及一种科学方法，从而可以避开令人讨厌的数学推导和烦琐的知识细节。

　　然而当科学普及者们大谈科学方法时，一些在前沿科学领域工作的科学家却对此持否定态度。譬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大物理学家温伯格就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方法，他说：“许多科学家很少有科学方法是什么的概念，这就好像大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对自行车是如何保持直立的概念知之甚少一样。在这两种情况里，如果想得过多，往往可能会摔跟头。”那么普及者们普及的科学方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似乎就值得怀疑了。

　　单纯强调方法，跟媒体单纯强调科学的产品和孤立的事实，像是单摆的两端，它们一个抽去了具体的科学内容，一个剥离了具体的知识背景，结果都会导致一种似是而非的科学普及。这样的普及很容易流于形式，变成喊口号。空洞的口号没有内容，只是一件外衣，迷信很容易就穿上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伯纳姆在书中揭示的情况表明，迷信战胜科学靠的不是具体的迷信内容而是一种“迷信方法”――诉诸权威、非理性的“新闻－广告”模式等。

　　因此，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对“科学到底能不能被真正普及”这个问题，答案即使不是否定的，也是不容乐观的。尤其是在当前“人人都有权利”的主张掩护下，有人甚至主张“人有愚昧的权利”――当然提出这样主张的人自己是不愚昧的，那样人们自然无需去了解科学。在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语境中，科学被看作是并且仅仅是文化的一种。在这种相对的和多元的价值体系中，促使科学家去从事艰难探索的热情和决心，在道德上或任何其他方面，并不比对足球的迷恋、对“超女”的追捧或某种其他独特、古怪的心理活动显得优越多少。于是在农历正月初五赶在所有人前面大放鞭炮迎财神到家祈求今年财运亨通的做法自然就是无可厚非的了，甚至还是对美好未来的一种诉求。你用科学的办法企图创造美好明天――而且有些事例表明这“明天”还不一定美好；他用祈求神灵的做法来祈求美好明天，谁也别说谁比谁高明。在这样一片“迷信的丛林”中，科学的生存状态是很严峻的，科学能不能被普及？甚至需要不需要被普及？都成了一个问题。

　　但是，科学毕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力量，科学活动也占据越来越多的自然和社会资源。现在有这样一个说法：“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科学家们去做。”这句话便是在强调公众应该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到科学中去。另一方面，科学也需要在更广泛的公众层面上被理解。因此，通过科学普及让公众理解科学，做这件事尽管有很多困难，但还是值得和应该首先做的。毕竟，人们对他们要参与并要发表决策性意见――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东西，应该先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是最起码的。

　　最后说几句关于书的翻译问题。伯纳姆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历史学研究型教授（Research Professor of History）、精神病学教授（Professor of Psychiatry）和医学遗产中心寄宿学者（Scholar in Residence in the Medical Heritage Center），除本书外，另著有《心理分析和美国医学：1894-1918；医学、科学和文化》（Psychoanalysis and American medicine: 1894-1918; Medicine, science, and cultur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67）、《杰里弗：美国的心理分析师和医生以及他与西蒙·弗洛伊德和C.G.荣格的通信》（Jelliffe: American Psychoanalyst and Physician and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Sigmund Freud and C.G. Ju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和《什么是医学史？》（What Is Medical History? Polity Press, 2004）等10多种著作。从本书的著述风格来看，伯纳姆不愧于研究型教授的称号。全书论述严密，旁征博引，言必有据；占全书四分之一左右篇幅的共600条尾注，提供了详尽的文献出处和有关问题的注释说明。同时，尾注中提供的文献信息和作者对这些文献的征引方式等等，对我们很多在校研究生甚至很多学者在如何做好学问方面都会有启发意义。

　　然而，作者这种基于宽广知识背景的旁征博引对译者的知识结构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作者伯纳姆的研究趋向显然在医学史和心理学史方向，而译者主要从事一般科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在翻译过程中少不得要遇到一些疑难情况，虽说竭尽全力加以解决，但不敢称已经尽善。学术性的英语要翻译成通顺的中文，又要不丢失原文从语序、语气中传达出来的信息，确实不是很容易。译者一般情况下只好以“信”为先，“达”次之，“雅”则行有余力而为之。另外，在翻译中遇到一些我自以为需要进一步给以注释说明的人物、名词术语等，都加了译注。希望这些译注对读者理解原文有些帮助。

　　总之，译事维艰，百密难免一疏，在译文中必定还有不少错误，敬请读者中的有识君子批评指正。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对我自己而言，翻译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学到了不少新知识，仅这一点，也就能平衡掉那无数个日夜里在“何日才能译到头”的盼望中饱受的心理煎熬了。
　　最后，这部书的译稿得以最后完成，还要感谢不少我的朋友、同事和学生的帮助，其中孔庆典、吴燕、穆蕴秋和李辉对译稿的最终完成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还要感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潘涛先生对我的信任而把这样一本书交付我翻译，也要感谢该社侯慧菊女士和王世平女士为书的出版事务和书稿的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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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网址：http://shc2000.sjtu.edu.cn/0601/kxyumixi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