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科学普及语境中，宗教与迷信一度是并列的，但其实它们两者的差异并不小于科学与迷信的差异。然而，宗教在中国科学普及中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相对较弱。虽然佛教和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先后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并取得了相当广泛的民众信仰基础，但这种信仰基本上是迷信层面上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中包含的理性探讨精神并没有因此而取得广泛的民众基础。在美国和欧洲，在科学传播的早期阶段，基督教的信仰为科学的普及提供了一个框架或一种模式。伯纳姆把这叫做“科学的宗教”（religion of science）――与现代神学里的“科学的宗教”（scientific religion）一词的含义显然不同。

　　按照伯纳姆的说法，“科学的宗教”由一组不正式的信仰组成，这些信仰让追随者们内心充满福音般的热忱。他们因此试图整个地改变个人和公众。他们的热情和策略来源于基督教的新教福音派。这些狂热者们崇拜他们的殉道者――哥白尼、伽利略、斯文特斯以及稍后的反进化论教士手下的牺牲者们。“科学的宗教”的使徒们要与之战斗的罪恶力量是迷信、愚昧和不宽容。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把每一个人沐浴在真理之下，也就是说通过普及科学，来达到启蒙。在美国这样强烈的宗教教养背景下，“科学的宗教”这种说法显然就不仅仅是一种比喻，而是对福音派信徒的行事风格和方式的一种传承，区别仅仅只是布道的内容。

　　在中国基督教从来没有能够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文化力量，所以在中国的科普史上没有形成象在美国那样的一种有影响力的“科学的宗教”，这一方面消解了科学与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正面冲突，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基督教中包含的理性因素和对迷信的抑制――宗教在理论上是目标明确地反对迷信的。
　　在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科学普及中还出现过一股叫做“科学人”（men of science）的重要力量，他们是那些既从事科学前沿领域研究，又热心科学普及的科学家，他们一般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用较宽的视野看待科学，他们出版科普书籍，为杂志撰写科普文章，把理性带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反对迷信的战斗中，“科学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使得教育与宗教分离这一成果，在总体上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一方面出现了专职从事科学普及的人员；另一方面，进行科普活动的组织机构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新闻业内发生的变化，使得科学普及转换到一个非常不同的阶段，科学家几乎不再进行科学普及，“科学人”退出了历史舞台。

　　相比之下，在中国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股有影响力的“科学人”势力，甚至要举出这样的单个“科学人”也有点困难――即使有，也屈指可数。虽然现在也有人在媒体上呼吁，前沿科学工作者应该参与科学的普及，但应者寥寥，学术界远离科普的现状没有改观。可想而知，在学术界把做科普看作是“不务正业”的习惯思维没有改变之前，尤其是导致美国“科学人”消亡的某些因素――如媒体、广告的作用等――在当今中国社会中也已经悄然形成之后，中国的“科学人”恐怕很难再脱颖而出了。

　　到二十世纪中叶前后，美国的科学普及可以说是进入了“末法”时代，“科学人”已经“退位”，新闻媒体成了主要的科学传播机构，新闻记者和科学记者成了主要的科学普及者。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是当时极少数坚守科学普及阵地的科学家，他抱怨说，因为科学很明显地“日益失去与非科学家人员的接触，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家们几乎被认为是一群巫师了。”他认为应该用传统的科学普及方法来去除一些科学的神秘性，并同时帮助人们去品尝一下科学的味道。去除科学的神秘性当然是意味着要为科学的事实和发现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可理解的知识背景。然而新闻媒体的惯例是只强调孤立的支离破碎的科学事实，商家利用媒体进行的广告宣传，其目的也只是在于兜售科学的产品，媒体和商家都不想介绍科学的背景知识。

　　在这点上，中国的新闻媒体和广告商模仿起美国的做法来毫无困难并且惟妙惟肖。在当今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种对孤立科学事实的强调和对科学产品的推销。媒体报道中对科学的弯曲问题，在现阶段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重视，并引发了一些讨论。但是显然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去改变现状，缺乏科学常识的新闻报道还比比皆是；尤其那些打着科学的招牌进行推销的保健品和药品等，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不过从它们的成功经营来看，公众看来是接受这样的推销的――这正好说明了公众缺乏科学常识因而没有能力辨别其中的虚假成份。

　　用对科学产品和成果的强调来代替对相关知识的普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航天技术的报道。媒体放弃了向公众普及有关飞船的飞行动力学和外太空高能物理环境的科学知识。航天活动基本上被看作一种政治活动而不是一种科学探索活动。媒体则喜欢对飞船搭载物品的神秘性和尊贵性进行大肆渲染，似乎发射飞船的物质代价都被附加到了这些物品身上。如果说是搭载植物种子，希望在高能环境中诱发基因突变，以改良品种，这还有一点点科学的味道――实际上由于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所以搭载种子以改良物种的效率和科学性往往被夸大；而一些搭载的纪念品被赋予的价值，则纯粹是人为的，并且是毫无科学意义的。神州六号搭载的上海世博会会旗和国际奥委会会旗被庄重地递交到有关政府领导人手中，这也许具有科学政策上的含意，说明政府对航天事业的重视；但搭载的会旗被赋予的神圣含义是没有理性基础的，这种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现代巫术――按照伯纳姆的说法，脱离了知识背景的技术离巫术本来就不远。

　　对照美国的科学普及历史，中国在科学普及的机构建设方面，也相对薄弱。在十九中叶前后，美国兴起的各种学术讲演吸引了大批听众，这种讲演往往是系列的，既有固定会堂式的也有巡回式的，演讲者们通过热诚的宣传或布道，把科学知识传播出去。同时，美国出现了许多种重要的科学普及杂志，如《大众科学月刊》、《科学美国人》等，出现了专门的“科学通讯社”（Science Service），“美国科学促进会”也极大地投入到了科学的普及和传播中去。相比之下，中国的科学普及基本上是个人色彩的、非建制化的，虽然最近对科普甚至进行了相关的立法，但无论是普及者和被普及者，对这项事业的投入仍旧很有限。最近《科学美国人》因为发行量达不到美国方面的要求而停止了中国版的发行，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

　　就这样，在中国的科学普及现状中，多种作用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很复杂的局面。破除迷信的口号尽管被到处张贴，传统迷信仍旧顽强地生存着；科学普及有科普法保证，风水师的培训却在走向职业化；有识之士认识到前沿科学家参与科学普及的重要性，但科学家们对此反应冷淡；媒体愿意强调一些科学产品和成果作为好新闻卖，但它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把相关的科学知识背景交待明白。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美国两个世纪的科学普及史也导致了相同的结果：人们最终采取迷信的方式来接受科学的产品和成果――这正是伯纳姆所说的“迷信战胜科学”的真正含义所在。
　　3、科学：究竟能不能真正被普及？
　　在了解了美国的科普历史和思考了中国的科普现状之后，一个问题就变得比较尖锐了：科学到底能不能真正地在公众层面上得到普及和传播呢？在科学史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在平时的书籍、报刊的阅读中，我也常常思考过这个问题。诚然，科学本身因积累而体现出一种向前的进步，科学史之父萨顿博士甚至认为这是唯一体现出进步性的人类活动。但是，如果去考察一个专门的科学概念，就会发现它往往是越来越远离公众的。譬如说宇宙学概念，唯一显得“平易近人”的宇宙学说恐怕就是把亚里斯多学说和基督教神学结合起来的中世纪“水晶球”宇宙模型。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艰涩难懂，不是写给普通人看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也不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更不是。所以，就像前面述及的，科学的普及历史并不像科学本身那样有一个清晰的进步历史。

　　按照伯纳姆的观点，在普及层面上，科学败给了迷信。伯纳姆在论述中指出了科学败给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人”退出了科普阵地。而“科学人”之所以撤退了，一方面是因为各科学领域的发展越来越快，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科学家需要疲于奔命地赶上本行业的发展，无暇去顾及科学的普及，同时专业的分化也让科学家很难象老式的“科学人”那样在一个全面、宽广的文化视野下关照整个科学。伯纳姆在书中提到一位“科学人”讽刺性地建议为1955年的年青科学家开出这样的新型毕业文凭：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兹证明
　　某约翰·温特沃斯
　　除生物化学之外
　　对其他事物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