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父亲那天来的时候，也是我运气太差，那天因前晚武汉下大雨，那时候武汉市政设施很差，雨水无法排出，我租的门市地势又较低，门市里泡了一尺多深的水，沙发、桌、椅都泡在水里，因沙发太轻都漂在水里，无奈之下我找了几块砖压在上面，父亲进来因不知砖是压沙发的，在我不经意的情况下，搬开了沙发上压的砖，结果沙发漂在水上面，他脸上的那表情我到现在记忆犹新。那天我让他出去换个地方坐，父亲执意不肯，我们父子俩站在我的公司——一个被水浸泡着一尺多的房子里谈了许多，这是我二十多年来与父亲最长的一次对话。

　　因为父亲长年在外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一年也只有几次，几乎没有什么交流。父亲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被关进学习班我因为小可以去看他以外，便是他每次给我买的那些连环画，还有那偶尔带着我去开会和下乡的情景。每次他开会在台上讲话总有阵阵的笑声和掌声。我不知道他讲的什么，但我知道他的每次讲话都很受欢迎，每次下乡就更受欢迎。每次他到那里，总有四面八方的农民拿着家里的好吃的赶来，有些老农民见着他就下跪，当时我不明白，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父亲解放前一直在那革命，带着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因为父亲是他们的恩人，给他们分了土地，分了房子……

　　父亲当时看着我，看了许久才说了一句话：“没想到革命革到老子头上来了……”后来，他告诉我，我爷爷也是个商人，我从小到大，准确的讲，从小直到那天为止，父亲从来没有给我提过爷爷，我记得我曾几次打听过，，但没有人告诉我，都对此非常隐秘。我后来隐隐知道爷爷的成份不好，那时候成份不好可是天大的事。那时候成份不好，会使你全家乃至后代无法抬头做人，我也没再打听，这天父亲竟主动说起了爷爷，他说爷爷当年也是做生意的，在明伦街上有几个店铺，还有酒楼，后来因为酒楼失火还死了几个人……记得那天他曾告诫我，要做生意就要与三教九流打交道，一句话，一件事都可以引来灾祸……爷爷曾告诫他，千万不要做生意！他想不到我会去做生意，而且是丢掉铁饭碗去做生意。这一事实，他无法接受，最后，还丢下一句话，如果我执意孤行，他就没有我这个儿子！


日期：2010-09-25　21:39:55

　　那天父亲站在水里说的每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父亲就是父亲，那时候我们年少不懂事，几乎没有一句话听进去了，反而把父亲的话当作反叛的座右铭，后来在所谓小有成就的时候，还时常得意。
　　很快，父亲的话就得到了应验。公司一开张，便有小地痞上门收“保护费”。于是打了两场架。如果我不是当年学了一点武功，我相信看到他们那些长刀短枪的也被吓回去了。尽管我镇住了他们这些小地痞，但此时我才清楚，踏上经商这条路，便开始了与三教九流打交道了。
　　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那时候办一个公司有多么的困难。首先是公司的所有制问题，当时中国的企业只有三种，国有，集体，外资，私人是不可以办企业的。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现在很庆幸，当年我没有去找一个单位挂靠。当初四通的万润南，联想的柳传志，还有像华晨的仰融，国家都没有投过一分钱，结果呢，一夜之间，全都共产了，公司与他无关了。这就是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悲哀。

　　好在我当初就发现了这一点，不管你们说得天花乱缀，我就坚决不搞挂靠。
　　一九九一年，在中国要成立一个公司有多难。从一九九一年六月五日开始，到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五日领取《营业执照》，一个多月的时间，应该也算是奇迹了。记得当初，我每天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到汉口，因武汉市的政府直属部门全部在汉口。而从武昌的街道口骑自行车到汉口的花桥武汉市工商局大约三十多公里的路，我每天早上去，晚上回，中间还要去武汉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还有税务、海关等等政府部门。当时的中国政府部门不像现在办事有窗口，有咨询部门，受理部门。那时候，准确的讲，所有的政府部门办事，无规章，无秩序，什么事情似乎都可以办，也都可以不办，他一高兴，什么事都给你办了，他不高兴，你就办不了。当然，那个时候有一个好处，还没有那么腐败，也没有什么行贿，要是现在，我连行贿的资本都没有，可能会更惨。我估计那时候最大的行贿可能也就是请吃一顿饭，送两条烟或者两瓶酒，已经很了不起了，但连烟酒和请吃饭我都没有资本，到是他们请我吃了二顿饭，这二顿饭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日期：2010-09-25　21:42:10

　　一顿饭是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外资处的张红卫科长请的。因为我每天去他那儿，缠着他不放，也慢慢熟了。那天中午他拿着饭盒要去食堂吃饭，我准备走，等他下午上班时再来，他也知道每天我会在他吃午饭的时候走，下午上班再来，便叫我跟他一起去食堂吃饭。我说下午再来，结果他一不高兴眼一瞪，喝道，怎么不给面子，请你吃饭还吃不到。无奈我只得跟他去了食堂。

　　工商局的食堂很漂亮，他当时专门点了几道菜，有青椒炒肉，爆猪肝，还有一个鸡蛋汤，这让我感动不已。一个当时大权在握的官员，没有收我一分钱的礼，也没有吃我一顿饭，反而自己掏钱请我吃饭。多少年，我在很多地方提起此事都很动情，可惜是这样的官员竟然一直不得志，他的下属同事后来都提了处长、局长，可他一直是个科长，直到退休。

　　还有一顿饭是武汉市外经委外资处的刘世庭科长请的。那天下午我去外经委办事，一直等在那里，也是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去那里，那天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要去开会，结果快到了下班的时侯，他才回时，看见我还在那里，他又要出去吃饭，便说：不好意思，让你等一下午，这样你陪我一起去吃饭吧。我说我要走，结果他很不高兴的样子，别人请我吃饭还请不到，现在我请你吃饭还吃不到。这顿饭是在当时武汉最高档的长江大酒店，那餐饭是一个外商请的，因为他们要成立的公司得到了政府批准来答谢他们，那餐饭非常丰富，据说要几百元一桌。我当时就想我们公司成立之时，我也一定要在长江大酒店请他们一次。

　　这个刘世庭也是一个官运不济的人，他的手下后来都当了处长，局长，他直到退休也只得了个副处长。当然，决不仅是他们俩个都请了吃饭，我去办公司，他们的态度、作风，在某些程度来说，没有他们可能就没有东星，东星这么多年来给国家、给社会做了多大的贡献，应该说都有他们的功劳，这样的好干部如果多几个，中国不是多了多少个东星。

　　记得很清楚，我是在公元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五日领到工商营业执照的，这次领取《工商营业执照》还得感谢张红卫。那天我早早地到了武汉市工商局，张红卫高兴的通知我，《工商营业执照》已经办好了，并从抽屉里拿了出来给我，我当时高兴极了，捧在手里连声说，谢谢。当我捧着《工商营业执照》准备走时，他说要交费三千九百元，我吓了一跳，这么多钱呀，他看见我发愣，便说：“没带钱呀？”我连忙说：“是是”，他停顿了一下说：“那你写个欠条”，到时再送过来，我一听高兴坏了。首先，我还没有这么多钱，再者不给钱，我的《工商执照》拿不回去，拿不回《营业执照》，我就什么都不是。我当时感动的不知说什么才好，只会说：“谢谢”，可能是一连说了许多“谢谢”，他当时有些诧异地看着我，那个情景我到现在记忆犹新。


日期：2010-09-25　22:4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