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07-10　08:30:22

　　作者：泗水之锋　回复日期：2010-07-10　01: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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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感谢你回复了那么多字。考古学是一个交叉学科，也引进了很多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文化层（地层学）就是地质学的原理，同时还有生物学上的诸多内容，用来佐证地层的时代。碳14、热释光等方法以及器物的修复、湿尸的研究等课题都会牵扯自然科学的内容。
　　不过这一切都是辅助手段，交叉的状况，似乎没有您所说的那么广泛和深入。考古学还是和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关系更密切一些。聚落考古研究，就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为了答谢你这些思考，我把我写的一篇相关的文章提早发出来，希望你能喜欢。
　　《考古学前沿与莱芜史前考古的机遇和作为》
　　11月1日开始，我参加了山东省考古所在高青县组织的南水北调工程山东段的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截至发稿日起，我们的全部理论部分的学习即将结束，进入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考古发掘阶段。在这次考古学理论培训班上，我有幸聆听到国内众多考古专家的讲座，接触到了目前国内乃至国际考古学领域最前沿的理论进展和研究课题，并对我们莱芜地区的诸多考古学、历史学问题跟权威的学者进行了请教。本文将把这些内容加上自己的实践和思考形成一篇概论性的学术汇报。

　　——题记
　　目前考古学理论的新进展
　　为了说明这个其实挺大的问题，我举一个小例子。11月3日，山东省文保技术中心孙波主任给我们上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课程。在这堂课上，孙老师向我们通报了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人与动物的区别倾向性的最新标准，即脑容量达到750毫升左右和两足直立行走。听到这堂课的时候，我手头正好有一本我读大学考古系时的教材《中国考古学通论》。在这本表达了考古界长期思维观点的教材中，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定位在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学会使用和制造工具以及社会、思想和意识的形成上。而卓为有趣的是，该教材在表述这个观点时，直接批驳的两个观点恰恰是现在被公认的标准：“脑容说”和“直立说”。

　　孙老师讲了很多例子让人思索或者说豁然：森林里的一种猴子为了打碎坚果会从很远的地方搬运鹅卵石材，找到大石板做砧子，然后用“砸击法”和“摔击法”来打开坚果取得果实；一些黑猩猩能学着人的样子利用树叉来叉鱼；一些乌鸦能把金属丝弄弯取出罅隙里的食物，反映了动物思维能力和利用工具能力的“乌鸦喝水”的故事不单单是童话其实更是一种事实。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而非偶然现象。随着人们对这些现象的认知，人们才逐渐修正了自己对于人与动物区别的标准。在新标准中，尽管对于脑容750毫升诸多学者还有不同的提法，但是，两足直立行走绝对是人类所特有的。

　　其实，我们能从这个标准的变化中看出，我们更多地在利用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来得出独立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受制于一种现成的、既有的甚至是意识形态里固有的观点。而当时我们教材中的观点就有着我们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政治或者说意识形态决定一切的印痕。
　　该教材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张之恒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说这个不是针对某书某人或某出版社，而想说，教材中的观点是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其观点进一步渗透到小学历史课本中，成为我们了解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当时不二的公理”。但如果细心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观点的得出更多的是直接来自于马恩从哲学的高度和角度对物质和精神的论述，不可否认，当时马恩的哲学有其划时代的意义和科学上质的飞跃，但随着人们认知自身（包括古人类）和认知社会（尤其是古代社会）能力的增强，马恩的学说也不是“一劳永逸”不可更新完善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从唯物的角度教育我们，哲学是最高格的科学，它从规律性的高度作着方向性的指导，但各个学科有其自身的学科规律和研究方法，不可一概而论的。

　　上面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只是管中窥豹，其实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古人类、人类起源的研究是个世界性的命题。我们必须加大学科发展，承认距离，积极借鉴国外先进学术方法。目前，关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关于农业尤其是稻作起源问题，关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生存方式从狩猎采集的攫取型经济向农业种植的生产型经济的转变的过程以及环境的变化等等，仍旧是世界古人类与考古学术界研究的前沿课题和热门课题。

　　考古学术界考古研究的新方法
　　现代考古学于上世纪20年代由西方传到中国的，现在，它终于用“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两个滚滚的“车轮”走过了自己的萌生和发展期，到了一个跟国际学术界真正接轨的时期。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现代考古学最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是现代考古学区别于传统金石学的标志。类型学进行器物的排比和分类，进行文化和遗址类型的分别与整合；地层学直接跟现代考古发掘联系起来，用“上一层文化层堆积要晚于下一层文化层堆积”的基本原理，让我们搞清楚了诸多（尤其是文字产生前的史前）文化面貌的相对关系，包括年代上的先后关系和地域上的空间关系。在长达近百年的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几代考古学家运用正确的考古研究方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成果。近些年，考古学尤其是学术研究方法的发展到了一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加速期。下面以我聆听的方辉老师、靳桂云老师和高明奎老师的学术讲座为蓝本，简要说明几个新方法。

　　聚落考古与区域系统调查：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方辉老师在新近出版的《山东大学报》中写道：毫无疑问，人类的这些行为都会留下可供识别的遗迹遗物；加之国家总是存在于特定区域之内，而且早期国家规模总是有限（历史文献说夏商时期方国的规模不过方七十里、方百里，国外人类学资料大致也是如此），那么我们能不能从田野里把它找寻出来？这一看似“笨拙”的方法，却暗含着区域、地理、资源、族群、社会和文化等聚落考古的核心内容。聚落考古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类将他们自己在他们所居住的地面上处理起来的方式”（戈登·威利语），不同的处理方式反映不同的社会组织及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或者，按照特里格的说法，“聚落考古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下对考古资料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