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字读起来感到有点专业,其实通俗点说,聚落考古就是运用了社会学、民族学的思维和方法去处理考古资料,发掘考古遗址,得出考古结论。比如,聚落考古不是考虑一个遗址的面貌或得失,而是考虑的在整个这一研究区域内所有的遗址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组织结构。由于聚落考古是针对某一特定区域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与发掘,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入“区域系统调查”这个概念。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是基础性工作。调查资料本身可以反映特定区域内聚落形态历时的变迁,为本区域社会变迁史做纵向的演示;同时,特定时间段内聚落的空间分布,透露出古代人群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和社区关系和处理方式。浓缩了调查获得的综合成果的一张张聚落形态地图,可以直观展示区域聚落形态演变的轨迹,反映的则是建立在大量基础资料之上的本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
从1995年起至今,每年的深秋和初冬便成了中美日照地区考古调查的季节。初步推算,十三年来,我们在野外的时间累计达到600余天,每位主要参加者在野外步行的距离超过10000公里。取得的成果更是令人振奋。十三年来的“拉网式”调查,我们的覆盖面积达到1400平方公里,发现并记录1000余处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搞清了本地区上迄7000年前、下至公元前后不同时期的聚落形态,初步解决了鲁东南沿海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尤其是龙山时代以两城镇和尧王城两处相互独立且存在竞争关系的区域中心聚落群的揭示,显示了距今4500年前后复杂社会存在的事实。
植物考古与动物考古
这个领域山大的第四纪环境与考古实验室在国内占据领先地位。其基本思路就是根据考古遗址出土动植物遗存,研究古代人类资源利用以及农业(包括家畜饲养)起源与发展等经济活动以及环境与人类的关系。其中遗存包括大遗存(种子果实、多数动物骨骼)和微体遗存(植硅体、孢粉、淀粉粒等)。在微体遗存的提取过程中,首先要先取土样,然后对土样进行浮选或者筛选,把我们需要的动植物遗存挑选出来。在对土样进行取样时,尤其要注意标本不能被污染。比如取了一个灰坑后,必须要把探铲用抹布抹干净再取下一个。同样需要注意的还有石器里面的微痕研究。石器作用于不同硬度、不同刃部的介质,在实验室中观察其微痕会呈现不同的形状。根据这个原理,通过已经确立起来的石器微痕序列,根据石器显微镜下呈现的微痕形状就可判断石器当时的作用介质。如果能从石器上面提取脂肪酸或者植硅体,把这些成分进行化验分析,甚至直接能知道石器当时的用途。这在我们的传统考古学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做测验的石器不能被污染,即不能用手去触摸(这样石器上就沾染上了触摸人手上的脂肪酸),不能去清洗石器上的泥土(这样会让植硅体流失),这些细节都带给我们以全新的理念和视角,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配图中的双孔石刀是山大的植物考古实验室做的一件分析,分析的结果是在石刀的刃部发现了水稻叶子的植硅体,证实了这件石刀作为水稻收割工具的功能。
在11月9日下午靳桂云老师的讲课中提出,如果一个地域想研究本地区古代农业,需要做以下事情。首先要系统采集各类样品。如果没有机会进行发掘,只是调查,就将遗址的断面清理干净,在有灰土的部位进行采样,每个遗址至少要采集3-5个土样;如果是发掘,就对遗址进行系统采样,要尽量多地采样;对于保存好的房屋等遗迹要进行系统采样;灰坑内堆积分层时要分层采样;采集各类遗物标本如石器等。千万别忘记采集肉眼可见的标本!
另外,计算机统计与管理技术的应用,电子地图矢量化的应用,树轮创建万年年轮体系比对测年技术(目前是最前沿的课题,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等,都从各个自然科学的角度对考古学形成了支撑,同时也说明了各学科交叉融合的广泛性。
莱芜在史前考古学上的重要地理位置以及作为
其实我上面罗嗦这么多,完全是为了写这个章节作铺垫,可谓是苦心孤诣。既然我们知道了目前考古学界的学术理论发展、学术前沿以及学术新方法,那这些东西如何为我们莱芜所用呢?我们用得上吗?
我曾经给职业技术学院学文物专业的同学专门论述过莱芜在史前考古学上的地理优势。首先,莱芜地处鲁中山地,境内山地众多,山中洞穴也有,这就非常符合旧石器时代古人的生存环境。与我们接壤的沂源县境内出了著名的沂源猿人(距今三四十万年)、千人洞人(距今一万年),最近引起轰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扁扁洞遗址(其头骨测年是距今9800-9600年)是山东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有稍晚的黄崖遗址等等,我们身边的这个“邻居”这些年屡次的考古发现无不时刻在向我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莱芜,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上绝非空白,绝对不可能毫无作为。我曾与市史志办尹承乾主任考察过钢城和沂源交界的劈裂山,我们站在界碑上感慨万千:莱芜和沂源的山地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地理地貌完全相同,在当时适合古人类居住的洞穴非常稀缺的条件下,他们怎么可能不在现莱芜境内寻找古老的家园呢!
人类历史的发展进入万年,也就是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古人类逐渐从山地沿着河流走向平原。而发源并穿越全境的大汶河无疑是新石器时代文化最丰厚的“营养温床”。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文化层堆积相当丰厚的汶阳遗址就是最完美的代表。那我们试想一下,在莱芜境内绵延长久的古汶河,两岸会有多少个这样的史前遗址呢?省考古所原所长、我国古代城址研究的权威张学海老先生曾经说过,从泰安大汶口遗址开始沿河追溯,以当时发达的大汶口聚落而言,一直到汶河源头,怎么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的空白?说得严重点,老先生的意思是,我们守着这么发达美好的古遗址,而做不出来,简直是耻辱。
由此可见,我们莱芜是一块如我们挂在嘴边的“莱芜能有什么东西”的文化荒蛮之地吗?莱芜不仅不荒蛮,而且从未缺省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势与大事。煌煌的史前,“嬴”、“牟”古国,齐长城与长勺之战,发达的矿冶,辉煌的铸造,全国珍稀的钱范……面对这份沉甸甸的古文化,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要何去何从呢?
明晓了莱芜可以站出来的作为,接下来我们再思索一下如何利用当前考古学与考古学方法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我认为我们至少要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考虑:一、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如何开展?现在我们已经在做这个方面的课题申报,我们打算将莱芜所有有洞穴的山地先调查一遍。二、汶河在境内的这段是汶河上游,我们能否对汶河上游用“精耕细作”的方式,拿出几年塌实做一个区域系统调查?三、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第四纪环境与考古实验室中的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实验室给我们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要知道,这样的实验室在全国也超不过五家。而主持这些实验室的都是我的受业老师,我们能否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切实开展一下诸如“莱芜境内的古代农业”等这样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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