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世居客家人,信道教,迷信风水。这位朋友的父亲就是当地十分有名气的风水师,深得罗浮山道家的亲传。酒间,我告诉他因为机缘巧合,我学过一些风水学,然后我们就开始切磋起墓葬风水的学问来。这位老人起先只是认真地听着,没有说话,后来他瞪大了眼睛,用极为恐怖的语气说道:“天啊,这些东西全都错了,那个人是故意反着教你的!”
日期:201062 11:44:00
《广告》
“预备ACTION!”大胡子导演一声下令。
她立即浮现出职业的笑容,故作夸张地走到镜头前,熟门熟路地开始说了起来:“我以前脸上生了一个疤,用什么药都治不好,虽说不痛不痒,但是长在脸上影响容貌,对我的事业影响很大。后来,我用了‘黑光’牌去疤膏,嘿,还真见效!一个疗程不到,疤没了,脸上光滑了,现在我被导演看中,准备进军电影界呢!‘黑光’去疤膏,我建议你也用它。电话XXXXXXXXX。。。”
几天后的清晨,她庸懒地起床,舒舒服服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坐在梳妆台前,准备涂脂抹粉。
“啊呀!”她一声惊叫,润肤膏掉在了地上。镜子里,她粉红的脸庞上赫然出现了两个刺目的黑疤,象是张着两张大口。
她戴着口罩,找到五官科的医生。医生看了看,说:“放心。现在有一种新药,治这个病特别灵,很多老患者的疤痕都消失了,名叫‘黑光去疤膏’。”
她半信半疑,回到家里就迫不及待地往脸上涂药,这时她害怕地发现,脸上的疤已经增加到五个了。
第二天,疤痕非但没有好转,反而长得满脸都是。数不清的黑疤长在鼻子上、脸颊、眼角、耳边,连皮肤都变厚地鼓了起来,以至于最初的颜色都找不到了,象是戴着个木炭面具。
此后每一天早晨,她都会看到一张不同的、恐怖的脸,疤痕最后在脸无处落脚,延伸发展到脖子上、胸口上都是。
终于,她想到了“黑光”的电话,气急败坏地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个男人,听声音,竟然是那个大胡子导演。“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帮你的?”
“喂,你们的去疤膏不是说可以医治一切疤痕吗?怎么一点也不管事?!”
大胡子导演一愣,认出了她的声音:“是的,我们最近治好了许多疤痕患者。”
“那我的为什么治不好?”
“哦,是这样的,那些人用了我们的药,疤痕就会从他们的脸上转移到你的脸上.....”
“那,我要怎么样才能治好?!”她快崩溃了。
“等我们换了新广告代言人吧。”
日期:201062 16:01:00
《猪吹灯》
我的大学同学杜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在我们还捧着个冒牌WALKMAN听新概念英语,削尖脑袋想往“500强”、外企里钻的时候,他就已经大胆地指出职场只不过是一条表面风光的死路。
果然,大学一毕业杜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两年后收到他的消息,说他正在老家经营一个养猪场。
后来我失恋了,就想去他那世外桃源散心。杜骑着一辆破嘉陵摩托在县汽车站等我,手上拿着一根冰棍。我们一路颠簸,大老远闻到一股臭味,他的家就在前方了。
吃过晚饭,杜要给猪配种,让我提着电筒帮忙。我踮着脚尖,从脚下的猪粪中找干净地面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后。到了猪圈,杜从口袋里摸出一根蜡烛点燃,立在角落的地面上。
“干什么用的?”我好奇地问。
“养猪的规矩,”杜边忙碌边说,“蜡烛吹灭时,绝对不可以给猪配种,不然有大祸。”
猪配种是一个简单活。因为大多数的猪营养过剩而运动不足,已经失去了天然的性欲,需要人工将公猪的精液用工具吸出来,然后用一个漏斗灌进母猪的敏感词里。
杜显然经常做这件事,动作熟练,我看得有点肉麻,心理上一时承受不了。母猪在杜灵巧的操作下,不时发出快乐的“哼哼”声,我觉得杜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地与母猪在发生关系。
突然,一阵冷风吹过,地上的蜡烛火光晃个不停。“糟了,蜡烛要灭了!”我着急得大喊。
“快护住火,我马上就完了。”杜扭过头对我说,手上不敢停下来。
我赶紧向蜡烛跑过去,没想到脚下踩中一个软乎乎的东西,顿时失去重心,仰面朝天倒在地上。“蜡烛灭了!”我紧张地提醒杜。
说时迟,那时快,没等杜做出反应,他按在地上的母猪猛地发出一声嚎叫,然后两腿一蹬,“忽”的一声就跑得无影无踪。“哎哟!”杜双手紧紧地捂着胯下,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后来杜被送进了医院。医生只保住了他的一只睾丸,在医院休养了一个星期。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神都变了,失去了当初那种果敢和刚毅的风采。
杜几年前结了婚,但至今没有孩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留下的后遗症。
日期:201065 11:26:00
《巴斯腾》
夕阳西下,绿茵茫茫。有一个人,一直等了五年,然后他告诉你他也永远不会回来了。
那是少年时代最伤感的回忆。
冷傲惊风,高贵逼人。这是一个有着纯正皇族灵魂的王子,却在禁区里统治着他的帝国。
每一次射门,每一个进球,都已经变成褪化的怀旧色,在岁月里慢慢变成一系列记号,渐渐地铭刻在生命最深的印象里。
那一天,他终于从他的胸膛中取出一颗金光耀目的心,郑重地放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
那个人名叫范尼斯克鲁伊。
日期:201067 15:23:00
《电话》
她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漫无目的地摆弄着手中的遥控器。夜,太难熬了。
电话响了。她满腹疑虑:谁,这么晚了。
电话那头是公公的声音,她心中一丝沉重的难受。“爸,那么晚了你还没睡吗?”
“没呢,没影响你们休息吧?我想找大牛,有点事。”
“哦,他,他,他这周去外地出差去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明天转告他。”她的口气有些慌乱。
家里出了天大的事。丈夫前天出了车祸,当场死亡。公公高血压、心脏病,她没敢通知他,就瞒着吧,能拖一天就一天。现在她自己也心乱如麻,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也懒得去想。
公公在那边交代了些事,她一句也没听进去。什么事情都已经不重要了,她茫然地随便应付着,觉得手中的话筒沉重如铁。
“小宝还没睡吗?都十点半了,还玩得那么开心。”公公说完正事,话题一转:“我听到他在旁边叫爷爷呢,嗓门那个大,这小子!”
“哦,该睡了,马上就睡。”她含糊不清地答应着。
“哎,真乖,想爷爷吗?”公公电话那边逗着孩子,催促他快上床睡觉。
挂上电话,她长出了一口气,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突然,她想起来了:孩子也没有了。那天车祸,孩子是跟着丈夫一起,两个都没能抢救过来。
那么,刚才那个电话?
日期:201068 9:08:00
《蚂蝗》
八十年代初的湘潭医学院由于受文革的影响,师资力量不足,于是从民间聘请了一批老师,他们有的出自中医世家,有的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多年军医。这些老师与理论深厚的“学院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我们这些心高气盛的年轻人来说,自然对他们充满了怀疑,因为在我们看来,仅仅凭经验和资历是不能在医学这块科学园地立足的。
大四开始,我们就经常在老师的带领下,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学校周边的田边地头,为附近的老乡义务看病,同时也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有一天,我们来到了学校距东南八公里远的一个小村庄,大家都走得浑身大汗,便敲响路边的一个家门讨水喝。开门的是一个老头,他默不作声的看我们喝完水,打量着我们身上背的红十字药箱,黯然地问:“你们是医生吧?能不能帮我看看我的儿子还有没有救?”
我们跟着他走进里屋,只见床上躺着一位干瘦的病人,却头大如斗,与身体极不相称。他肤色蜡黄浮肿,身上发着一种说不清的腥味,仔细一看,竟然在脖子上用一根手指粗细的红绳子系着,以至于喘气发出困难的“呼呼”声,看上去好象刚从上吊的粱上救下来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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