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官员都是免除税赋的，不仅自身可免，还可以荫庇亲属与食客、佃户。官职品级不同，可荫庇的亲属等户数也不一样，法令明确规定如下：“而又各以品之高卑庇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庇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实际上，这些官员荫庇的户数远远超过法令所限定的数量，朝廷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晋朝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这种不公平的法令保护之下，越来越严重；国家的财力也在无数巨富崛起的同时，日益贫乏，国防力量也因此大为削弱。

日期：2009-02-10　18:03:22

　　四十一
　　把元康年间的世风颓败、朝纲崩坏全部归罪于晋惠帝与贾皇后，有失公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政局败坏如此，往近里说，是武帝建国之初没有兴利除弊，积疴成疾；往远里说，可追溯到汉末品议人物、矫作媚世风气的兴起与曹魏时“九品中正制”的实施。
　　《晋书.何曾传》中，有一次何曾陪武帝宴饮之后，回家对儿子说出了他心中的忧虑：“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何曾虽然是个奸佞，眼光却是十分精准的。此人是曹魏的佞臣，在晋朝名列三公，看到君主有过却不进谏，也是晋朝的佞臣。
　　何曾对儿子说，国家必有大难，你们这一辈人也许轮不到，他指着底下一群孙儿，“此等必遇乱亡也。”二十年后果然天下大乱，何曾的孙子何嵩大哭：“我祖其大圣乎！”何氏一族在乱世之中死亡殆尽。
　　预见到来日大难不止是何曾一人。元康年间的大名士王衍从小“神情明秀，风姿详雅”，他在总角之年的时候拜访过山涛，山涛大为惊叹，“嗟叹良久”。但是目送王衍离开之后，山涛叹息说：“何物老妪，生宁馨兒！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山涛在“竹林七贤”之中就以敦厚君子著称，入晋之后，勤于政事操心王室，俨然有良臣风范。山涛眼光独到，识人赏鉴，人所叹服。他领吏部十余年，甄拔人物举荐人才，个个称职，被时人称为“山公启事”。
　　山涛说王衍将“误天下苍生”，不仅只是对于王衍个人的判断，还是对整个社会风气的预测。他预料到，浮夸虚荣的风气即将在不久之后的太平岁月里尘嚣直上；他也预料到，当权的君臣只会推波助澜，丝毫没有大刀阔斧修正时弊的可能；他因此预料到，像王衍这种出身名门、容貌俊美并且口绽莲华的轻浮子弟，必将名满天下，引导一时潮流，而这个潮流必将“误天下苍生”。

　　与山涛持同样观点的，是武帝朝的另一位贤臣，灭吴的大功臣羊祜。羊祜是能臣、良臣，他的话更加直接，“王夷甫方当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
　　羊祜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武帝泰始年间，离乱世还有二十年，如果从这时开始改弦易辙整顿纲纪，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可惜了，这是在晋朝，倡导及时行乐肯定应者云集，倡导历行节朴、勤政爱民，只能引来几声讥笑：“哼哼！俗人！”
　　不是皇权天大地大、皇帝唯我独尊的秦汉，晋朝的皇帝是要看大臣们脸色的，是要拍高门士族马屁的，不然可能政权不稳。即使是秦皇汉武重生于世，捉襟制肘之间，只怕也难有作为，更何况庸人之姿的晋武帝司马炎，更何况白痴皇帝司马衷？司马炎原本就是纨绔子弟，说要整顿风气，只怕第一刀就得从皇帝后宫砍起。
　　所以，顺其自然吧，遗祸子孙，那是子孙们的事情，各安天命。
　　早在武帝朝，用有吏部郎李重、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刘毅先后上书，要求废除“九品中正制”，恢复汉代的“乡议举荐制度”。
　　他们认为“九品中正制”只是在丧乱之中无法进行“乡议”而采取的权宜之计，“非经通之道”。并且“九品中正制”流传至今已经变质变味，“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用心百态，求者万端。廉让之风灭，苟且之欲成。”不仅不能够得到人才，反而成为高门士族相互交易的工具，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种不合理的局面。

　　虽然他们没有提出更加合理的选官择吏方法，但他们的谏言无疑是切中时弊的。但凡切中时弊的谏言必定得罪利益集团，皇帝惹不起这个集团，所以虽然武帝看了这些上书，“善之”，并且“优诏答之”，最终结果还是“而卒不能改”，“竟不施行”。
　　元康时，尚书左仆射王戎提议实施《甲午制》，对于官员先试用再任命；吏部尚书刘颂提议“建九班之制”，对官员进行考课，“明其赏罚”，来决定升迁或降黜。
　　这两个提议引来大片口水，都夭折在萌芽状态。是这些提议不正确，所以引来公愤？非也，恰恰是这些提议太正确了，所以引来公愤。《晋书.刘颂传》用八个字来总结原因：“贾郭专朝，仕者欲速”，所以不实行。
　　王戎做了一辈子名士，终于在元康时期掌握权势，历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他原本是打算有所作为的，可是《甲午制》被否决的现实，让王戎意识到这个社会积弊太久，已经沉疴难返。哀莫大于心死，王戎又重新做回了名士，随世俯仰、“苟媚取容”，“竟无一言匡谏”。
　　时间就如锉刀一样，一缕一缕的锉去晋朝的元气，满朝公卿都在得过且过。史书上说元康九年，“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朝野安静”。“海内晏然、朝野安静”确实不假，但是这种安静并非有条不紊、紧然有序的安静，而是捉襟补肘、勉强度日的安静，就如病入膏肓之人苟延残喘，离死不远了。

　　在歌舞升平中，敦煌人索靖提前唱起了丧歌。他对着峙立在洛阳宫门前的一对铜驼，叹息说道：“会见汝在荆棘中耳！”
　　随着这一声长叹，元康年间的繁华，晋朝盛世的最后一抹余辉，消失了。
　　不久，天就黑了。

日期：2009-02-12　02:21:04

　　四十二
　　六、太子之死
　　元康九年（公元299年），京兆人杜锡三十岁。在而立之年，他的仕族却跌到了谷底，他的新官职是卫将军长史，这是一个官秩不足六百石的小官，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称。
　　杜锡是晋朝屈指可数的万户侯之一，虽然他的当阳县侯爵位并非奋斗得来，而是承袭父亲杜预，但是他“少有盛名”，入仕之后起家长沙王司马乂文学，后来又担任太子舍人，总体来说仕途稳健、前途可观，怎么就忽然摔个跟头，由皇子、太子的属官贬为卫将军的从吏呢？
　　杜锡每次想到这个问题都觉得郁闷无比，膝盖隐隐作痛，他当然知道自已遭贬官的原因。那原因就是他的性格“亮直忠烈”，在担任太子舍人的时候，他屡屡规劝太子司马遹修德进善、远离奸佞。他太多事了，上头有人不喜欢。
　　早在贬官之前，杜锡已经受到警告，这个警告来自太子司马遹本人，太子司马遹嫌他太聒噪，就在他平时常坐的毛毡里扎上钢针。晋朝人在正式场合的坐姿是双膝前跪，坐于大腿之上，屁股及踵，杜锡第二天来到东宫，双膝跪下，钢针入肉当即血流一地。——此事流传后世，产生成语“如坐针毡”。

　　太子佯装不知，隔了几天之后，太子问杜锡：“向著何事？”——前几天怎么回事？你怎么受伤了？
　　杜锡很有父亲杜预的风度，恭而有礼，他答道：“醉不知。”——我喝醉了，不记得了。
　　太子脸色一变，满脸都是捉狭成功、将人一军后的得意表情，他说：“君喜责人，何自作过也。”——谁让你老喜欢教训我！给你点颜色瞧瞧，你这是自作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