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基塔客栈简直就是一座木屋博物馆，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木房子就像手牵手的兄弟姐妹。其中一间最大的圆形木屋是客栈酒吧，二层的镂空阳台可以看到村子全貌，也是岛上最佳观景点之一。看到许多游客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在本子上写着画着，是在思念远方的亲人还是沉迷于眼前的风景？
　　又看到几个长发瘦脸的艺术家在木屋的外壁上用画笔创作。一问得知他们只是这里的房客，可也像尼基塔先生一样，住下之后就不想走了。
　　客栈实行全餐制，每天十几位工作人员为游客准备了丰盛可口的当地佳肴。早点有煎蛋和茶，午餐和晚餐有鱼有肉。所谓靠水吃水，贝加尔湖的欧姆鱼味道十分鲜美，而尼基塔客栈的欧姆烤鱼更是一流。
　　每天聚居在客栈中的游客密度呈现规律性变化。早餐过后，人群也像鱼群一样散去，或者徒步，或者乘坐快艇到附近岛屿观光。傍晚时客栈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归来的旅行者们在走廊中畅饮聊天，还可以去尼基塔家的私人餐厅听一场音乐会，演奏者都是左邻右舍的村民，无论服饰和乐器都很民族。难怪几个背包客听得入神，那发自内心的微笑，仿佛在盯着镜头拍摄一张开心的照片。
　　后来在贝加尔湖边我看到几穿连体衣跳舞的人。他们看上去年纪都已不轻，穿在他们身上的连体衣只有三种颜色，白色是天空，黑色是大地，蓝色是湖水，与自然浑然一体，与他们灵动身体互动的只有山风与潮声。我觉得这才是自娱自乐的最高境界，与其在世间忙忙碌碌，不如在湖边跳支舞，管别人怎么说，此时此刻，我最快乐。

日期：2010-12-25　08:48:38

　　零八零 昔日英雄
　　2009年8月
　　俄罗斯，伊尔库思科

　　“你好，我叫瓦迪姆，是个啤酒销售员。”坐在我旁边的大块头可以讲一口地道英语，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那长满毛的大手就像刀一样把我身前的空气劈开，我也赶忙握上去。此时我们乘坐的大巴已经离开奥尔洪岛开往伊尔库思科。
　　握手之后就算认识了，瓦迪姆那张大嘴就像机关枪一样开了火。“我卖的是荷兰啤酒，可我把远东跑了个遍，还没去过荷兰总部”；“我相信普京两年后会再次上台，虽然有些俄罗斯人不喜欢他，但是他的许多政策还是不错的”；“我妈妈是个会计，可退休后的工资只有不到一万卢布”……他的话题从政治到经济，从生活到气候，过渡得自然流畅，这让我相信他一定是个出色的销售员，因为他的语速快得刀扎不进水泼不入。瓦迪姆绝对是个热心肠，当知道我还没有预订酒店，他就打电话让老婆把汽车开到车站，拉着我到处找酒店。许多当地酒店不接待外宾，碰壁了两次之后他就用他的俄罗斯身份证帮我定下房间。然后发现酒店不能刷卡而我的现金不够了，他又拉我去找自动取款机。总算交费入住，他还帮我细心查看电视是否有信号澡盆是否有热水。一切安排妥当，我对他说：“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伊尔库思科是个已经没落的城市。它一定曾经繁华过，市中心矗立的庞大建筑就是证明。但这一切却因为年久失修而显得异常破旧。所以近黄昏的夕阳总会让人产生一种落寞的感叹。我来伊尔库思科只是为了看一座两层的蓝色建筑，找到它却破费周折。先要搭有轨电车。车上无人售票，乘客要把纸片一样的车票塞进打票机中，再按一下像订书器一样的长柄，就印上了日期。开车的俄罗斯大妈戴着硕大的迪奥墨镜，一边抽着烟卷一边把着方向盘，显得十分帅气。电车开行时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看样子并不比大妈年轻几岁。

　　伊尔库思科的城市基调仍旧是社会主义式的。两条最繁华的大街一条叫马克思，另一条叫列宁，他们老哥俩的雕塑更是不厌其烦地出现在公园、广场、路边。不过社会主义远不是这座城市的文明起点。比社会主义来得更早的是一群理想主义者。我要找的那间两层小楼就是他们曾经的居所。
　　下了电车后又在像丛林一样的老式建筑间步行了大约10分钟，才遥遥地看见它。显然它的样子比我想象的要华丽许多，那蓝白相间的墙面和雕梁画柱的装饰让这里少了一分荒凉而多了一份优雅。一层有个售票处，我问卖票的俄罗斯大婶是否有英文版介绍，她似乎连英语都听不懂，把双手一摊，表示无能为力。
　　其实关于住在这里的人，我是有所了解的。那是1825年的12月，一群反抗沙皇政策的贵族军官发动了起义，后来起义被血腥镇压，其中一些人被当场处死，剩下的流放西伯利亚。由于他们是在12月起事，所以被叫做“十二月党人”。在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中有四句这样写道：
　　“沉重的枷锁会掉下，
　　阴暗的牢狱会覆亡，

　　自由会在门口欢欣地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交到你们手上。”
　　当时就被那种理想主义化的赞美感动。不过在这次长达几千公里的流放中，最值得尊重的却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
　　原来，在下达流放的命令之后，沙皇为了让这些革命者彻底死心，又马上撤消了禁止离婚的法令。他以为贵族军官的妻子们为了继续留在锦衣玉食的圣彼得堡一定会马上选择离婚，要知道当时的西伯利亚可是个野兽比人还多的地方。可出乎沙皇意料，这些伟大的妻子们只是回家默默收拾好行李，然后就来到西伯利亚陪伴自己的丈夫。如果用世俗价值观来看，一定会觉得她们傻透了，竟然放弃奢华的生活而去追随那看似不可能完成的理想？但是这些曾经的贵妇们不仅像男人一样抡起锄镐，开荒种地，还组织了读书会，发展当地的教育和医疗事业，在最寒冷的西伯利亚播撒下最灿烂的文明之花。直到现在，伊尔库思科人提起这些被流放的美丽贵妇仍旧充满感情。

　　在这些妇人之中，伊万诺芙娜活得最久。她曾经说过“诗人们把我们赞颂成女英雄。我们哪是什么女英雄，我们只是去找我们的丈夫罢了……”
　　半年之后的隆冬时节，瓦迪姆来到北京。我成了他的全陪导游，陪他到百脑汇买数码相机，请他去簋街吃麻辣火锅，还到秀水帮他给嫂子买裘皮大衣。我做这些不是因为他曾经对我的帮助，而是已经把他当成了远方的兄弟，让他回北京感觉就像回家一样。
　　他回国的时候对我说，兄弟，以后来伊尔库思科，我开车带你绕着贝加尔湖转一圈，去看看西伯利亚真正的风景。我说，一言为定。
　　背包十年，我发现我的朋友已经遍布天下，走到哪里都不再陌生，走到哪里都是家。而那些走过的城市与国家，正是因为朋友的存在，而变得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