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书记的身体在椅子上晃了晃：“这么复杂的案子嘛，难免会出现一点毛病。如果你们出面，最好能说服家属，让他写个检讨，我给他批示一下，对他因此事而受到牵连的亲属（指老佟）我给他官复原职，这事就算拉倒。”讲到这，郭书记拍了拍胸脯说：“我这个县委书记说话是算数的！”接着他又看了看我们，然后把话题一转问道：“你们住在什么地方？晚上我给你们接接风。”看我们几个人谁也没吭声，郭书记又冷冷地说：“如果你们继续往上找，这对他们也没什么好处，不管对与错，这个官司你告不赢，再告，你告的就是县委、县政府！他张守业不就是错押了一段时间吗，给他恢复过来，该上班上班……”


车祸背后的冤屈(11)

　　说实话，听了郭书记的谈话，我的心情很是沉重。我不明白，作为一个县委书记，怎么会对一件人命关天的事这么淡漠。当时我本想把自己的想法和郭书记理论一下，可就在这个时候，郭书记却被秘书叫走了。临走的时候，郭书记一挥手说：“这事就这么地啦！”
　　从郭书记的态度上看，我觉得自己来时所想的思路在这儿根本就行不通。于是在回来的路上我便决定：走法律程序，帮助张守业向省检察院投诉。
　　回到沈阳的第二天，我让张国泰和已被取保候审的张守业将一份投诉书和克顿调查事务所的全部调查材料送到了省检察院。又过了两天，省检察院的杨业勤检察长阅后批示：
　　某某市检察院韩检察长，此案我已阅卷，请你立即组织复查，将结果报我。
　　20天后，某某市检察院组成了三个调查小组，分头行动，很快便查明了事实真相，调查结论和我们的调查完全一样。至此张守业父子的冤案才算彻底昭雪。
　　1995年9月28日，应某某市检察院的要求，我又委派张国泰、蒋楠两名侦探协助检察机关去查找真正的肇事逃逸司机耿六喜的下落。他们受命后往复三次去耿家做通了肇事者家属的思想工作，并从黑龙江的漠河查找到辽宁的锦州市，一周时间行程纵贯东三省。最后终于找到了交通肇事逃逸后，在外打工的耿六喜，给此案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初恋(1)

　　我只能让心储满痛苦，只能让疯长的思念一点点枯萎、断落，只能让眼泪一次次地淋湿我的梦境。就像飘落的树叶，是不可能重新生长到爱情的大树上了，过去的一切，只能成为我心底的回忆，或作为一个难以忘怀的梦……
　　1968年8月我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给卷到了盘锦地区台安县新开河公社鹿泡子村。我们一起下乡到鹿泡子村的有17个人，其中8个女生，9个男生 。我们是第一批下乡的，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青年点，因此所有的知青都分住在贫下中农家里，但吃的还是集体伙食。最初，我们吃的是供应粮，吃的应该说比当地的农民要好，可随着供应粮的取消和我们参加劳动以后自身饭量的增大，分给我们的口粮和烧柴很快就给用光了，这样只好由负责知青工作的带队干部和农村生产大队的干部领着我们赶着牛车挨家挨户的化缘。要来的粮食和烧柴仍满足不了我们渐渐增大的胃口，食堂里只能将玉米面做成面糊粥，作为干粮的苞米面大饼子一人一次只能分上一个，有时候锅盖刚一揭开，男知青便把大饼子一抢而空，而吃不到干粮的女知青气得直哭。

　　应该说我那时候的运气还算不错，分住处的时候把我分到了生产队长顾春阳大爷的家里，我也因此受到了不少的关照。
　　那年深秋，地里的粮食刚一集中到场院，顾大爷就派我和另一名社员看场院。那时候看场院是俏活，别的社员都是起早贪黑的大干，而看场院的就是绕场院四处转转，看护好收获的粮食，除晚上换班睡觉外，几乎是不干什么累活。当然，更让我心满意足的是我看的是粮食，再也不愁自己吃不饱啦，这真是美事！
　　我干上看场院这活还没几天，在我们青年点里当点长的林伟伟私下里找到我说：“广刚，青年点又没粮了，点里的同学让我来找你，你看，同学们一个个饿的面黄肌瘦的，怎么起早贪黑的去干那么重的活呢？咱们能不能帮忙想点办法？”“再去生产队借粮食已是不可能了。”我也来不及多想就告诉她说：“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啦！”见我这么痛快就答应了，林伟伟非常感激，她闪动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专注地看了我老半天，才用甜润的声音对我说：“你真好，我代表同学们先谢谢你。”

　　当天，我就找了两名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谋划了一番。夜里，在我值班的时候他们来到场院，每人用米袋子装满四五十斤粮食用胳膊一夹，再披上军大衣做掩护，我则用了个大麻袋装了半袋子粮食明晃晃的扛在肩上，就这样我们往返两次把粮食从场院盗窃到青年点。
　　事后，当我回青年点吃饭的时候，同学们见到我时目光中都透着敬意，个别女生感激的对我说：“老孟你真行！”。那个时候搞“斗私批修”，狠批“私”字一闪念，我在自己的心里狠狠地把自己批判了一通，才觉得心里好受了一些。因为顾大爷那么信任我，让我为队里看守丰收的果实，而我这样做无疑于是监守自盗。
　　令我想不到的是，青年点的同学中出现了“王连举”，我被一名知青给告了密。村里的政治队长原本就和生产队长顾大爷不和，便想利用盗粮事件整顾大爷。他在找我谈话时，绕着弯子诱使我让我说出是顾大爷指使的。我说：“我做的事和别人无关。”他随即召开了生产队社员大会，在会上把我和两个偷粮的知青批判了一通。批判会开过之后，政治队长又让一名知青整理了我的材料，并将材料报送到公社。让我最受感动的是顾大爷和林伟伟，顾大爷在小队批斗会上饱含深情地说：“社员们，我们也都是养儿养女的人呐，我们手拍胸脯想一想，这些从没干过重活的城里孩子，每天只喝点稀面汤饿着肚子去干活能抗住吗？现在粮食从地里收上来了，他们为了不饿肚子，偷着拿了一点儿，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毛主席让他们上山下乡是接受再教育来了，可不是挨饿来了，要是把他们都给饿着，咱们贫下中农怎么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交代呀？”顾大爷这么一说，大多数社员都发言对我们几个表示同情。这事儿，本来我责任最大，但批斗会刚一开始，林伟伟就站出来说，她是青年点的点长，应该负责任。要处理就处理她一个人，与我们几个无关。林伟伟这样一讲，她的知青点长自然是当不成了。

　　批判会后的第二天夜里，两个肩背“五六式”步枪的民兵在大队雷公丨安丨的带领下，把我从熟睡中抓走，送进了关押“地、富、反、坏、右”的专政学习班，实际也就是今天的看守所。一铺大炕，我的左边睡着一个“想变天”的地主分子，右边是一个“历史***”分子，他们的胸前都订着白名签，标明着他们的身份。
　　三天后，顾大爷赶着马车和林伟伟以及其他同学将我从学习班接回青年点。原来是顾大爷、林伟伟找到了公社的领导，如实反映了青年点劳动生活情况，公社领导认为以专政的方式对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错误的。
　　盗粮事件后，我和林伟伟的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林伟伟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我说，每次从沈阳的家里回来，只要带好吃的都要给我留一份。
　　一次，林伟伟为青年点里的食堂去磨面，她牵着毛驴来场院找我。路上，林伟伟表现的非常忧虑。她问我：“广刚，你说咱们这样的生活何时是个头？”我听后心里猛然一怔，说实话，对于她提的问题我从没有过多的去想过。两年的农村生活，让我们的思想成熟许多，可更多的是失落。我们都认为在农村已永无出头之日，梦中我曾幻想过和林伟伟在农村，在鹿泡子湖边盖上了土房过上了农民的日子……


初恋(2)

　　让林伟伟这么一说，我才如梦方醒，我望着林伟伟，想听听她的想法。林伟伟说：“你身体好，家庭出身好，一旦有机会，你应该争取去当兵，到部队锻炼几年，将来也许会有一个好的前程。”
　　应该说，林伟伟的这番话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这以后，我便更加努力地表现自己，干什么活都捡累的脏的干。同时，我也把自己的心里话跟顾大爷说了，因为顾大爷的侄子就在公社当武装部长，他如果肯帮我忙，我当兵的希望就容易实现。顾大爷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他夸我说：“广刚，你有志气，干啥有冲劲，不憷硬，是应该到部队去锻炼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