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要命的刚走到下放地，又被皇上一道圣旨召回去官复原职，好明年继续玩你。
　　因此那年头当宰相跟今天参加环法自行车大赛差不多，没有一定的身体素质干不了。
　　跟高俅相遇的前不久，苏轼刚刚交了点好运，从下放地回京工作。
　　他这次能够回京，全仰仗神宗皇帝驾崩，哲宗即位，给他平了反。
　　这当然是一件可喜的事。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每个皇帝上台时都会平反一些冤假错案，然后再亲自制造一批，好像不这样就显得没水平。
　　这个道理苏先生大概也懂，因此回京之后日子过得很小心。

　　我们知道苏先生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但一般来说人豪放多了就难免出问题——皇帝要变法他说新法不好，皇帝要废变法他又说新法其实也有可取之处——后来他果然惹出了“乌台诗案”，被一路向南，差点发配到澳大利亚。
　　下放回来之后，苏先生的词风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领导不开口他一个字也不写，偶尔写一些，也都琅琅上口，意思直白明了。
　　比如司马光被追认为反革命时，他的诗作是这样的：
　　大快人心事

　　揪出司马光
　　政治流氓文痞
　　从小砸人缸
　　......
　　（水调歌头.粉碎元佑党）
　　以苏学士的才华，做这样的诗用不了几秒钟，于是节省下来的时间他就 全部用在了私生活上面。
　　那时节正室夫人王氏已然仙逝，苏先生正在追仕女朝云。
　　据说这位朝云才貌双绝，又在苏轼身边陪伴多年，两人很有些感情基础；
　　另外朝云女士三代贫农出身，根正苗红，娶过来可以把自己的成分漂白一下。
　　可惜的是今非昔比，他已经不是那个大才子加大财主， 右派的帽子又还没有完全摘掉，因此追自己的仕女也很费劲，得低三下四的展开爱情攻势，定期写情书。
　　苏先生写情书时，态度极其认真,关门闭户，沐浴更衣——一方面他也知道这是他还能写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了，没法不认真；
　　另一方面也是要自己精力集中，免得一走神写出什么有政治问题的句子来——因此写出的也都是精品，其中大部分传诸后世。
　　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词句比如“多情总被无情恼”什么的就是他当年对朝云女士的告白。
　　这些情书的效果都不错，苏先生最终如愿以偿。
　　然而在那之前，苏先生写情书时的心情就像我们大考前复习政治，一边绞尽脑汁痛苦不堪，一边琢磨：妈的这到底有用没用？因此情绪恶劣。
　　更可气的是，苏学士经常在灵感来临时痛苦地发现：家里纸用完了。
　　那年头纸可不是便宜东西，他只好去典当些东西，补给自己的爱情攻势。
　　那天他去当书，就遇到了高俅。

2012-5-21 15: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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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高俅对面前这个大胡子居然知道自己的名字感到很诧异：他完全不记得自己认识这么个人。
　　苏轼哈哈大笑，说：小子不记得我了？我是老苏头啊？
　　高俅这才恍然大悟
　　关于苏轼的情况，还有值得补充的地方。
　　施耐庵在水浒传里提到苏轼，对他的称谓是“小苏学士”——考虑到苏先生当时已经五十岁了，这个称呼让人觉得很奇怪，而且肉麻。
　　事实上这恰恰反映出施大爷治史严谨。
　　我们知道苏先生年轻时桀骜不驯，尤其喜欢跟领导顶牛。
　　经过几年的下放改造，他这个毛病就好多了。
　　苏先生回到苏家大院时，发现这个院子的样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院子被几百户变法群众给分了，成了个大杂院。

　　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这种情景无疑是不可忍受的：
　　可以想象，这事要是发生在李白身上，房子他八成就不要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考虑到李先生年轻时在道上混过，除了骂街，可能还会“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换成杜甫，老头子八成要当场坐地撒泼：“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就算是30年代的文学青年，估计也要哀号两句“哎呀呀，我的心要碎了”。

　　但苏先生一句怨言都没有。
　　群众们经过商议，决定把南墙根厕所旁的那进小院给他住，他也毫无异议。
　　这些行动使他深深赢得了劳动人民的喜爱，整个大杂院的人们经常找他看孩子或者写对联，而且院里所有四十岁以上的居民见了面都叫他小苏。
　　知道这些，就不难猜到，苏学士在苏家大院的日子过得并不开心。
　　尤其让他感到愤怒的是，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外面人声鼎沸，还不定时有个足球砸破窗户纸飞进来。然后就进来一个半大孩子，高叫着：老苏头，球！

　　有时候吓得他心脏病都要犯了。
　　在这些捡球的孩子中，苏轼唯独对高俅有点好印象。
　　这孩子每次捡球都不大呼小叫，进屋前知道先敲门。
　　而且他嘴甜，每次见了面都知道寒暄几句：
　　“老先生，前一阵子又去哪儿玩了？”
　　“哦——呃——皇上——派我去外地办点事……”
　　旁边的愚夫蠢妇们听见，都笑不可仰：

　　“老苏头又G8吹上了——明明是被发配了……”
　　高俅好像听不见那些笑声，也看不见苏轼臊得通红的老脸，每次都真诚的感叹道：
　　“看来皇上还是离不了你啊。”
　　这话说得苏轼几乎掉下泪来。
　　由于有这层关系，苏轼对高俅印象不坏，这孩子莫名失踪后，还对他颇为挂念。
　　同样是由于这层关系，那天两人在当铺重逢，苏轼首先认出了高俅。
　　两人叙旧良久，苏轼同意了高俅提出的一个商业协定：
　　甲方（苏轼）每月负责给妓院（乙方）写促销横幅，乙方提供给甲方劳务费（宣纸要多少给多少）。
　　高俅还私下搞了个附加条款：甲方教乙方代表识字。
　　于是这个月底，该妓院就装潢一新，从里到外都挂着苏学士的手书。

　　大门上的匾额是“西北望、射天狼”，进去了有两道门可选：
　　一边是面向普通顾客的“淡抹浓妆总相宜”，一边是针对重口味顾客的“老夫聊发少年狂”；
　　要是口味再重一点，高俅就会把客人引到一个偏门，上书“左牵黄，右擎苍”……
　　有了这些噱头，妓院的档次一下子就上去了，让老板大赚一笔，也让他发现了高俅的商业才能，给他涨了不少工钱。
　　假如高俅能在这个行业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历史上可能会少一个奸臣，多几本《Playboy》、《Penthouse》之类的古典名著。
　　然而不久以后，该妓院在一次扫黄行动中被查封了。
　　两人的第三次重逢，就是在高俅差点被打死的那个冬日黄昏。
　　苏轼只瞥了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青年就是高俅。
　　故人的出现给了高俅希望，他擦干眼泪，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苏...苏老先生，这几年......你上哪儿......玩去了？”
　　“我？呵呵，皇上又派我出去办了点事。高小二，你呢？”苏轼笑呵呵的问道。
　　“禁军……派我去外地办了点事……”
　　夕阳里，一老一少相视而笑。

　　高俅的伤很重，在苏轼家躺了三四个月才痊愈.
　　痊愈之后，他就留在苏家，一边打杂一边跟着苏轼继续识字。
　　等到文化水平高点了，他又当小史（秘书），负责抄抄写写。
　　在苏家的几年里，他眼睁睁地看着家乡东京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大街上的马车越来越多，以前这玩意儿只有官宦人家才用得起，如今人人都恨不得买一辆。

　　外地口音的人越来越多，全国的人都拼命往这里挤，搞得在东京找个住处难于登天，不少人被迫在地下室里四世同堂。
　　物价越来越高，动不动就疯涨，十年前的人一辈子的积蓄，放到今天顶多买两捆葱。
　　另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方方面面的人都搞起了房地产——弄地皮，建宅邸，然后倒手一卖就赚数万贯。
　　这样一来，东京寸土寸金，买个房子要掏光三代人积蓄。

　　户部的最新调查显示，把东京的地全卖了，足以买下整个辽国。
　　高俅看着这个疯狂的世界，心惊胆寒。
　　他觉得自己这么一个半残废，要是哪天没了苏轼这个靠山，肯定是死路一条。
　　但是偏偏苏轼动不动被快递出去的毛病还没改——这期间又被贬出去两次，高俅跟着走了一次，另一次留在东京看家。
　　他经常看见苏轼半夜在家自己研究全国地图，眼光久久盯着中国的南端，唉声叹气。
　　高俅知道，苏轼早晚要一去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