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几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都是西方国家金融政策的错误和金融市场管制的失灵，发达国家总是试图把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而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欧美国家消费中国产品的能力出现锐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外贸出口。从现在的情况观察，南方劳动密集型工厂地区的生产经营出现了很大的困难，许多出口加工型企业都在减少员工雇佣数量，部分企业已经停工破产。大批的来自中西部省份的农民工在09年春节到来之前已经提前从沿海地区返乡，这种“倒流”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将大大减缓我国正在迅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从中国的周边地区来看，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地区，都出现了大量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转移的潮流，这直接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我国从90年代开始，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的现象，这是我们走向工业化阶段的必经之路，截至2007年底，我国的工业化率指标为43.03%。但如果处理不当，当前的农民工返乡问题有可能使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进程出现停滞和倒退，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和风险。

　　2、减缓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从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来看，与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都是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水平都偏低。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17.92%，最近十多年以来，由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就业，使我国的城市化比重逐年增加，截至2007年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达44.9%。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的城市化比重将会逐渐上升，但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和农民工返回农村，将会大大减缓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如果没有有效的处理方式，这种“开倒车”的形势在短期内将得不到扭转，将会给我国的现代化道路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3、给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带来不利影响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力就业，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数量逐步减少，给我国农村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化开辟了广阔空间。200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文件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中央出台的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措施，就是根据这个新的形势出台的举措，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农村地区开展大规模机械化农业，使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迅速富裕起来，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但是，由于这一波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扩大，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农民工返乡的新情况，这将导致我国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数量重新扩大，使未来的农业规模经营变得很困难。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农业的发展，将给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的阻力。

　　二、利用我国对外投资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可行性
　　1、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可以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标定位
　　当今世界，商品、资金、人员、技术、以及思想，都在以一种越来越快的速度穿越民族国家疆界。整个世界正在迅速地相互连接在一起，正在越来越紧密地连成一个一体化的共同体和市场。我们在对西方国家的宣传上，应该从经济全球化时代下的国际经济关系着眼，多从融合、互利、共赢、一体化、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等角度出发，尽量减少西方人心理上对中国人的不必要的隔阂障碍。例如，专业化、商业化和独立化，是各国进行海外投资时在国际上经常宣传的基本原则；但是其背后都往往隐藏着巨大的政治动机，很多经济界人士往往忽略这一点。在当前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下，我国国际投资的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远比我们设想的要错综复杂。我国对外投资战略的目标定位应该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进行经济扩张，为国内失去就业机会的农民工开辟一条全球性的就业道路。

　　我国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开展国际投资时必须要结合国内的具体情况统筹考虑。从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发展路径来看，来自企业的国际投资是主体，大型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更是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很多企业都有强烈的海外投资意愿，但是又有太多的种种顾虑，包括不熟悉海外的经济法律制度、缺乏国际投资经验、担心海外投资中遭遇政治障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应该在法律法规制度、金融资本支持、外交外事服务、信息系统管理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和支持。我国国际投资的目标定位应该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化独立运营为手段，以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为背景，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带动我国的商品、资本、劳动力等走向世界，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在这里，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尤其要重点考虑，为国内出现的农民工返乡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解决方式。

　　2、中国对外投资的具体方式需要综合考虑国内经济问题
　　中国的国际投资很多是通过国外资本市场进行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中投公司对美国黑石基金的投资。但是从最近的情况来看，这些投资的效果都没有我们设想的明显，投资的风险却又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另外一个例子是购买美国的国债，这样一来能避免较高的投资风险，但是这种投资的收益率又比较低。因此，我们的对外投资方式必须要进行一定的调整，走多元化道路。

　　在西方国家资本市场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谨慎进行对国际资本市场的投资，更加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轻工业、矿产资源开采、服务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首先，非洲拉美国家的这些产业急需海外资金，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为这些国家的基础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来源。并且，这些产业的投资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收益率，完全符合国际投资商业化市场化的要求。其次，与非洲拉美国家开展这些产业的合作，能够将我国国内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减缓我国国内因为农民工返乡问题带来的压力，确保我国国内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不被中断。此外，大力开展此类投资，有利于推进我国正在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有利于解决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矛盾，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的全球化和中华文明的全球化。

　　3、我国已经拥有一批可以“走出去”的复合型人才
　　对海外投资与对国内投资的差异很大，必须拥有一支既了解中国，又熟悉国际市场，对国际经济政治拥有敏锐判断力和丰富国际投资经验的优秀管理团队，尤其是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方面的专业人士。尤其要指出一点，对海外投资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这个管理团队中，只会分析经济收益不会分析政治收益的人，不能称为人才；只会进行财务分析不会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的人，也不是人才。我们需要的是既熟悉国际经济事务又熟悉国际政治事务的综合型管理团队。

　　过去三十年，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熟悉国际金融的专门人才，这给我们开展海外投资提供了雄厚的人才基础。当代的国际投资已经超越了经济问题的范畴，直接涉及到了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我国要想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实现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应该培养一批国际经济政治方面的复合型人才。这个复合型人才团队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未来要做的就是立足于这个基础，在国际投资实践工作中逐步摸索和完善理论指导体系，大型企业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未来我国国内的大批劳动力伴随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走向世界，必然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管理难题，这就要求我们的国际投资管理人员拥有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和实践工作能力。

　　4、部分国际投资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