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马来地区的英国非殖民化政策还可以发现，英国在二战时就已经考虑把战后的马来亚作为“马来亚联邦” 来统治，并预定在1946年4月开始实施（关于该计划的具体内容在论文前面章节已有详细分析）。简而言之，马来亚联邦计划就是把新加坡除外的英属马来亚作为“马来亚联邦” 统一起来，把苏丹的权限限制在伊斯兰教和习俗的范围内， 在英国国王之下由安置于各州的英国人州长执政，根据出身地给予所有的种族集团平等的公民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军政时期前所通过的马来人优先制度并没有被列人马来亚联邦计划” 。如果马来亚联邦计划按英国的设想成立，那么中国人和印度人就将获得公民权，而马来人优先制度将被废除，其结果，马来人的地位将会相对降低。马来亚联邦计划当然受到了马来人各团体的强烈反对。英国人随后很快又修改了该计划，出台了一个后来付诸实施的“马来亚联合邦”计划。

　　按照“马来亚联合邦”计划的规划，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取得独立。关于独立后的政治经济体制，巫统和马华公会在独立前就开始了协商。印度人国大党由于议席很少在联盟党内无法发挥领导能力。巫统和马华公会在决定独立后体制的协商中，就各种族集团的利害冲突问题提出了妥协方案。该妥协方案带有独立时的合同之意，称为独立合同。在达成妥协的协商过程中所采用的决议方法是，不针对每个问题调整各种族集团间的利害关系，而是综合处理所有的问题， 在各种族集团之间进行总的调整。其结果，在经济方面，华人取得了主导权，而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马来人取得了主导权。根据独立合同，经济关系的部长职务及制定经济政策的实权给予了华人。由于给予了华人经济方面的主导权，并承认华人所要求的根据出生地主义的公民权的获得，作为其代价，马来人取得了政治方面的主导权，文化方面也优先考虑马来人的价值观。对于英国的非殖民化政策，曾经有西方学者认为“英国对东南亚的非殖民化在战前就已开始，战后英国重返东南亚，并不是要长期统治东南亚，而是在重建被日本法西斯破坏了东南亚社会秩序和法律的前提下，按英国战前计划逐步给东南亚自治，最后实现民族独立” 。还有西方学者强调，“战后英国重返东南亚，并不是要继续维护殖民统治，而是通过有计划地让东南亚实现自治，才可能为下一步的独立创造条件，也是避免东南亚落入共产党控制之下” 。麦克米伦也认为：“1957年马来亚联邦独立，虽然共产党在大部分地区搞恐怖活动，使联邦面临黯淡的时期，但由于英国军队的帮助以及英军与新政府的密切合作，秩序逐渐得以恢复” 。以上这些观点虽然有美化英国殖民统治的意味，但是也确实有资料表明英国殖民当局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非常清晰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除非加速从各殖民地的撤退步伐，否则那种可怕的流血冲突将难以避免” 。英国殖民部官员也曾经有如下陈述：“我们将对有关地区人民的愿望作出反应，如果他们的愿望是履行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推行自治和独立，就让他们去吧” 。我国有学者就指出：“现实让英国人认识到，殖民地独立的意志不可逆转，英国人所能做的是如何对殖民地独立的进程进行某种干预，尽可能多地保持英国的影响和利益。其基本策略是，以和平谈判为主，辅以必要的武力干涉，确立殖民地独立的条件和方式，努力使这些独立的国家继续留在英联邦之内，保持并发展与英国原有的政治关系和经济联系” 。应该说，马来亚的民族独立是在英国人预料之中的，而随着马来亚的独立，英国要继续统治与马来亚经济往来极为密切的几块殖民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新加坡、文莱等殖民地必然要效仿马来亚要求独立，而且这几块殖民地的独立浪潮不断高涨，民族独立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让殖民地人民采用武力把自己赶走，还不如与这些殖民地签订新的条约和协定来继续控制它们。

　　英国的非殖民化政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在撤退前按照英国本土的政治制度对殖民地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这种特色不只是体现在东南亚地区，而是体现在全世界的英国殖民地，甚至在1997年之前的香港。英国这种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继续保持对独立以后的殖民地的控制和影响。正如英国政府所说的：“我们的殖民地在获得独立时尽管不是全部，但大部分都会遵循锡兰先例留在联邦内……这样将会出现一个由许多民主国家组成的前所未有的庞大集团在世界上发挥着强大的稳定作用” 。但是，英国在制定和实施改革计划中又尽量避免导致殖民地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不安，因此经常是采取一种渐进有序的宪政变革方式，包括改革立法议会和推进政党政治。正如西方学者所说：“撤离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就卸下殖民地的沉重包袱，而是要建立责任政府，随后召开制宪会议，举行独立前的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大选，最后是向那些当选的政党移交政权” 。英国的这种撤退前的改革计划给马来地区留下了重要的政治遗产，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二战后的政治体制发展进程也保留了许多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烙印。

　　法国在印支地区的情况和随后的非殖民化进程和英属马来地区大不一样。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印支殖民地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重视程度远远超出了英国曾对马来地区的重视。在越南，法国“文明的使命”尚未结束。戴高乐于1944年1月30日在布拉柴维尔召开了殖民地总督会议，在开幕词中宣称：“如果说有一个能从当前事件中吸取教训的宗主国，慷慨大方地领导同它的4200万儿女共命运的6000万人口走上新时代的道路，那么，这个宗主国就是法兰西” 。越南作为法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国”前后达80年之久，殖民统治不仅没有给越南带来政治改革，而且形式上都是很明显的殖民主义专制特征。正如英国史学家霍尔所言“殖民地的自治从来就不是法国政策的目的” 。可以说，法国的殖民主义模式阻碍了越南经济和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越南的现代化进程在逻辑上也只能从推翻法国殖民统治开始。当然，这种“推翻”并非只指武力，也可以包括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推翻”，但是当时的法国殖民思想却使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变得不可能。早在1945年初，“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法国就开始策划重返印度支那，恢复曾经的殖民主义统治” 。1947年1月7日，胡志明发表致法国政府、议会及人民书，建议立即停战，恢复越法谈判，但都遭到法国政府拒绝。法国海外领地部部长莫戴从越南返回巴黎后，依然声称法国历届政府的目标始终是“肯定法国留在越南的必要性和保卫法国的利益” ，并拒绝越南所提的任何建议。

　　在法国政府看来，“越南共产主义运动和越南武装部队都是法国恢复殖民统治的障碍，应将其消灭和铲除。法国人坚信，他们能制服这场挑衅，并能够统治越南” 。法国军方在外长皮杜尔等政界人物支持下，主张武力解决越南问题，恢复法国殖民统治，皮杜尔多次向军方表示“应不惜以任何手段使自己受到尊重，哪怕使用大炮” 。在法国的这种僵化思想指导下，法越双方已经没有了任何妥协余地。越南要想实现民族独立，只能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这是在法国殖民者僵硬统治和态度下的唯一选择。有西方学者对于印支抗法战争曾说过：“这种事态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法国的寸土不让，这诚属可悲” 。 法国军队在奠边府的战败宣告了法国在东南亚希望继续其殖民模式变得不可能，法国只能从东南亚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