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初期世界列强瓜分世界殖民地的国际形势，列宁将其概括为“世界各个经济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它们之间激烈的竞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导致了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强国开始走向衰败。一战期间英国和法国就被迫动用他们在美国的资产购买军事物资，据统计：“英国共出售了它在美国的投资的70%。法国也将7亿美元外国债券（主要是美国铁路债券）出售给了美国投资者” 。早在一战结束后，英国就有调整殖民政策的想法，因为“一战使英国国家债务激增，伦敦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向协约国提供了17.50亿英镑的贷款，但不得不变卖了10亿英镑的国外投资，还欠了美国9亿英镑的债务。与英国经济优势丧失相对照的是，美国的实力迅速增长。1914年到191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18%，出口贸易增长了344%，对外贸易顺差157.53亿美元” 。英国由债权国沦为债务国，世界的金融中心由伦敦转移到纽约，当美国战后要求他国偿还全部借款时，英国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其借给俄国的5.5亿英镑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上台无法索回，其他国家也难以偿付拖欠英国的债款。1918年英国军费开支猛增到20亿英镑（20倍于战前），政府不得不改变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政策转而施行宏观调控，这又使政府开支达到近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 。一战爆发后，面对本国实力相对衰落和国际社会对旧殖民统治大力抨击的局面，格雷外长曾经哀叹，“我们不想再承担殖民责任” 。1939年以后英国经济一直处在衰退之中，帝国存在的经济基础在慢慢崩溃。英联邦国家和英国的殖民地都不再把英国看作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开始向别处去寻求市场和资金，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自足。帝国不能发挥经济上的效用，也就失去了抵挡殖民地民族独立要求的经济盾牌。为恢复经济，英国也曾尝试过使殖民地成为财富的新来源，在战后扶植并掠取殖民地的经济资源为英国提供能换取流通货币的商品，但是“为控制马来西亚的橡胶和锡是英国决定镇压当地共产党游击队活动的重要原因，结果适得其反” 。英国殖民地在二战后初期英国经济恢复性增长中并没有发挥特别显著的作用，民族独立运动成为当时殖民地人民的普遍追求，殖民地问题也逐渐开始成为英国的一个巨大的包袱。

　　英国殖民地在整个二战期间曾经给予英国本土巨大的支援，据统计：“英帝国各自治领和殖民地共派军队约500万人参战，这个数字远高于它们在一战期间派兵人数” 。由于英国一直以赊欠方式支付从殖民地进口的物质和劳务，到二战结束时，“英国欠殖民地（不包括印度）债务由1939年的115亿英镑增加到4154亿英镑” 。关于殖民地的巨大贡献，正如英国人自己所说：“在那黑暗、恐慌同时也是光荣的时刻，我们得到了国王陛下的所有自治领—无论其疆域大小、实力强弱—的保证：我们将同生死、共存亡” 。二战期间，在英国本身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丘吉尔仍坚持亲自指导帝国事务。丘吉尔是英帝国的坚决捍卫者，他的那句名言闻名遐尔：“我担任国王陛下的首相决不是为了主持摧垮大英帝国” 。丘吉尔斥责艾德礼政府放弃缅甸的政策是“逃避”政策，是“把许多代人争得的一切东西无耻地、接二连三地放弃的惊人的草率” 。从这里可以看出，英国的帝国政策从总体上来说在二战后初期表现为认为帝国仍可以长久延续的理想主义。1951年11月保守党上台不久，丘吉尔在就英国的外交及防务政策发表谈话时说“我们首要的目标就是统一并巩固联邦与帝国遗产” 。但是由于英国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冷战的国际环境以及英国对英联邦寄予的过高期望，理想主义政策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1952年11月保守党丘吉尔政府上台，宣称“要在那些英国仍能发挥某些控制性作用的地区寻找一条可以引导民族主义力量与英国充分合作的道路” 。保守党政府决定在各殖民地推行帝国联邦计划，它希望借此计划来改变英国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尴尬处境。但是这种联邦远不能和昔日的白人自治联邦相提并论，到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建立的联邦先后解体，此后上台的保守党麦克米伦内阁也认识到非殖民化的进程已经不可避免。在某种意义上讲，在殖民地问题上英国处于非常难堪的地位：“如果英国继续抓住不放，就会继续被看作一个十恶不赦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它自动放弃殖民地，就被看作是衰落的表现，如果政权移交不顺利，就要归咎于它的殖民统治不当” 。英国内阁当时已经开始着手为帝国的非殖民化进行准备工作，对帝国的存在已经不再抱有幻想。更加重要的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民众对殖民地的态度发生了某些变化，反法西斯战争使英国“选民要求社会进步而不是帝国主义姿态” 。在经济方面，1947年英国从美国获得的贷款已经告罄，资金极度缺乏，2月21日，英国政府被迫宣布将在1948年大大削减经费，同时向议会递交了一份《1947年经济分析》的咨文，“宣布战后经济恢复的失败，并宣称这可能意味着英国国民经济的基础难于恢复” 。

　　在战后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英国工党政府已经无力承受巨大的海外开支。“1938年英国海外投资净收入为1.75亿英镑，政府的海外支出为0.16亿英镑，净余1.59亿英镑。而到1946年，海外投资净收入为0.71亿英镑，支出为2.1亿英镑，亏空1.39亿英镑。1939年英国在承担海外义务方面的开支为0.16亿英镑，1946年为5亿英镑，这还不包括海外武装部队的工资以及与海外义务相关的国内开支，如果加上这些费用，则英国每年在海外义务上的开支总额约为20亿英镑。1946年英国财政开支为18.36亿英镑，而收入才15.38亿英镑，赤字2.98亿英镑。1947年的财政支出为22.12亿英镑，而收入为17.69亿英镑，赤字4.43亿英镑” 。“1950-1960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日本为10.8%（1952-1960年），西德为7.8%，意大利为5.5%（1951-1960年），法国为4.8%，美国为3.2%，而英国仅为2.7%。而在1960-1969年的年均增长率日本为11.1%，法国和意大利为5.9%，西德为4.9%，美国为4.5%，英国仍居末位为2.6%” 。英国政府不得不承认：“战争加剧了英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脆弱性，令我们对其他政府政策和行动的控制能力严重下降” 。由于英国经济实力在二战后的巨大衰退，使得英国人再一次选择了改良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殖民帝国的前途问题，所谓的“英国传统症结” 再一次发挥了优势。

　　由于二战后英国国内舆论发生了变化，普通英国人关心的是工党建立福利国家的许诺。在殖民地问题的处理上，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和战后的经济困难，工党政府从现实主义出发，对于英属殖民地采取了顺应非殖民化潮流的政策和立场。战后初期，大多数英国民众对殖民地问题并不热心。根据调查显示“1948年有四分之三的人不知道自治领与殖民地的区别，而一半的人不能说出一个英国殖民地的名字” 。于是，英国希望用一个新的英联邦来代替战前的日不落帝国，正如英国英联邦大臣1954年9月所写道的，把新生国家纳入英联邦，“它们将仍然处于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一个由各大陆具有同样想法的、独立的、自由地联合起来的成员组成的联邦的存在是英国力量和威望的一种源泉” 。从指导理论上说，50年代以后英国殖民政策始终贯穿着现实主义思想，即对那些社会发展程度较高、民族主义情绪较强又有独立愿望的殖民地，应该采取主动配合的措施，与民族主义者有条件地合作完成非殖民化的历史进程。这种现实主义的政策强调与民族主义者的合作，可称之为调解合作政策。

　　英国制定了一系列殖民地改革的计划，在马来地区就先后出台了“马来亚联邦计划”和“马来亚联合邦计划”。在马来亚非殖民化过程中，英国在战后初期实行的强硬政策，和紧急状态之后实施的调解合作政策，其目的都是为了保证英国的国家利益。英国通过满足温和民族主义者国家独立的要求，换取他们对保证英国未来利益的承诺，并在独立之前以独立协定的方式将这些承诺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英国人认为帝国的迅速瓦解必将“有损英国的国际地位，降低英国作为合作伙伴和盟国的价值，也有损于联邦的凝聚力，也有损英美特殊关系……” 。因此在对待非殖民化问题上英国采取了一种渐进地推出战略。国内也有学者认为：“马来亚的非殖民化是追求国家独立的马来亚民族主义、英国的合作主义政策和有利于非殖民化的国际环境这三种历史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实质是英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试图通过与民族主义合作，继续维持其在马来亚的经济与战略利益” 。还有学者认为“英国在殖民地进行的改革不是被动的行为，是对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以退为进的反应，是一种被迫采取的主动行为。出发点是为了通过某种让步来减缓民族主义力量的压力，以便保持英国的利益” 。其实这些观点都是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非殖民化政策，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如果综合起来分析就可以发现，在这些学术观点的背后，实际上体现的都是英国在二战后处理殖民地问题的灵活性，即大英帝国在世界非殖民化浪潮中不能一成不变，殖民主义政策必须要适应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英国非殖民化政策的这一特点和法国同期在印支地区的僵化强硬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