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厂震惊!大家在议论纷纷之余,也开始从小杨和小英平日里的蛛丝马迹去推测两人究竟从何时起偷情的。小林平时就沉默寡言,遭遇此事后更加不发一言。小美是个直性子,在最初几天的沉默后,最终按捺不住,开始向同事们大倒苦水。原来,两家人每天同在一个屋檐下,没料到小杨竟和小英眉来眼去,最终“勾搭成奸”。在国庆节期间,两人双双外出,一去不归。为了遮人耳目,两人没带任何行李,就好像相约去镇上玩耍一样。直到两人杳无音讯失踪两天后,小林和小美才预感不妙。他俩先后给自家人打长途电话,询问他们是否回家,均得到否定的回答。之后,两人在各自的家里翻箱倒柜,这才找到小杨留下的一封信,他说自己和小英相爱已久,决定此生相守,希望小林和小美能够成全,并说不要找他们,他们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有人建议小林去找小杨和小英,小林讷讷地说:“我去找他们干嘛?走就走了,找回来也没意思了。”又有人建议小美,告小杨重婚罪。小美说:“现在人都找不到,怎么告啊?等他们回来,我再告。”甚至还有人出馊主意,让小林和小美凑合着过。当然,这只是我们私下里听到的,谁也不敢向小林、小美面授机宜,怕自讨没趣。
没想到,在一些电视剧中发生的情节,居然就在自己身边上演了。回家后,我和川说起这件事,两人唏嘘感慨了一番。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相信,小英看起来那么心无城府,居然会背叛自己相恋多年的男友。而小杨看起来那么老实巴交,居然会背叛自己的妻子,并且带走了朋友的女友。两个青年打工男女,竟然有勇气做出如此惊世骇俗之举,可见两人感情之深。
听我说完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后,川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两个人做了恶事,会遭到上帝惩罚的,他们会后悔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不信你看着吧,他们很快就会分手的。”
居然让川说中了。只过了两个多月,小英就回来了。原来,她和小杨跑到广东,两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渐渐花光了所有积蓄。此时,生活的严酷已经磨灭了偷情的新鲜刺激,经济的窘迫使得小杨每天垂头丧气,偶尔还向小英发脾气。小英开始留恋在小林身边的安稳和踏实,开始怀念小林的种种好处,十分悔恨自己的愚蠢行为。她给小林打来电话,哭诉自己的悔恨,希望小林原谅她。小林居然真的原谅了小英。并且亲自去了一趟广东,将小英接了回来,然后直接带她回了老家,和她领取了结婚证。回到上海后,可能觉得面上无光,小林便离开了服装厂,和小英到镇上开了一家小小的服装店,小林负责裁剪,小英负责缝纫,夫唱妇随,倒也其乐融融。
而小杨之后也灰溜溜地回来了,不过,小美并没有原谅他,而是坚决地和他离了婚。后来听说小杨离开了上海,去向不明。而小美带着孩子依旧留在上海,继续在服装厂上班。厂领导同情她的遭遇,将她升职为组长。
这个故事之所以让我至今难忘,是因为它是“打工爱情”中的另类,也从侧面反映了“打工爱情”的脆弱和贫瘠。贫瘠的“打工爱情”,往往走得很辛苦,也很伤感。我和川也属于“打工爱情”,我们的过程也很辛苦,也很伤感。
日期:2008-9-11 8:50:20
不好意思,确实更新太慢了。一是因为又到每月一度的编稿期,另外一方面,天涯论坛经常抽疯,在我写好的时候,总是发不出来,真让人恼火。下面这段,我前后贴了不下十遍了,都显示本网页不存在。真是莫名其妙。
二十三
1993年应该算是我的转运年吧。这一年,我从车间坐进了技术科的办公室,当上了技术员,成了白领,不用再在流水线上加班加点了。收入也比在车间时多了许多,所以也招致了很多妒嫉和中伤,尤其是一些上海老师傅。那时候太年轻,比较争强好胜,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以为只要自己技术过硬,就能打败一切。其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除了自身拥有一技之长,还需要学习一些与人相处的艺术。
(大家可以从我原先的自传中看到这部分,现在回头看看,还是觉得那时的自己太幼稚,所以难免让自己受伤。)
但是,这一年,也是川的多事之年。那时候,由于很多国营单位进行体制改革,精简部门,他们单位也不能例外。他首先被转岗到了检修公司电工班,每天要去一线的现场上班,爬电杆,接电线,风吹日晒。以前,他都一直是在材料处大院里工作的,并且拥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七八十平米的大木工房,只有一个老师傅和他搭档,非常自由。可分配到前勤之后,就没那么惬意了。
首先,他要学习电工技术,这对他来说倒不难,他的动手能力特别强,而且脑子灵活,踏实肯干,在工人里面算是积极苦干型的。可是,多年的大锅饭和无所事事的工作环境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产生了惰性心理,那些原本来自农村、营养不良的黑瘦孩子,在宝钢几年大锅饭的滋润下,个个养得白白胖胖,手无缚鸡之力,以为从此端上了铁饭碗,一辈子衣食无忧。所以,现在忽然碰到体制改革,从养尊处优的后方被发配到了风吹日晒的前线,一开始非常不适应,一时间怨声载道,心理极为不平衡。
川有时回家后,就和我说起他们单位的一些同事对当前体制改革的一些怨气和牢骚,说他们难以接受现在的工作安排。我就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你们已经被大锅饭惯坏了,以为你们这辈子可以躺在父辈打下的江山上睡大觉,所以都失去了干劲。现在好吧?就要被单位抛弃了吧……”我说这话也是有根据的。我曾听川的爸爸跟我们讲过,六十年代大炼钢铁,全国招工,于是,全国很多农村孩子为了能吃上皇粮,拿上工饷,纷纷报名当工人去。他们那批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工人,后来辗转全国,如四川攀枝花、湖北武钢等地垦荒炼钢,吃了不少苦。当年,川的妈妈就是在四川攀枝花探亲时怀上他的,所以他出生后,他爸就给他起名叫川。也就是因为这个,工厂念着这批老工人的劳苦功高,才在他们即将退休之前,将他们的孩子以顶替职务的名义招工进厂,其实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孩子什么也干不了,完全是照顾老工人的情绪和感情。
可是,当改革大潮冲击而来后,他们马上就被冲击得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总是念念不忘企业改革前的安逸和舒坦,抱怨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和劳累。可是,他们不想想,如果不改革,企业能有发展吗?我就不好意思说他们是一些鼠目寸光、游手好闲之辈了。而且,这还是他们单位改革之初的小动作,还有一点怀仁之心,没有一开始就痛下杀手。几年后,当企业被形势所迫、不得不“赶尽杀绝”将他们减岗裁员时,才将他们逼到真正的绝境。当然这是后话。
那时,我就建议川趁年轻学点什么,万一以后面临工作危机,也不至于被社会淘汰,但他总是不置可否,我对他的“不求上进”非常无奈。他一直是那种随遇而安的人,得过且过,对未来没什么规划。他也从来不做有风险或有困难的事情,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并且确信能够做好的事情。他的这种四平八稳的生活态度和我不停要求自己进步的生活态度完全不同。他喜欢安稳,我喜欢挑战。说白了,我就是不安于现状。
我那时开始正在自学写作,也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故事,还想自学新闻专业。那时我听说复旦大学有成人自考的夜校班,于是决定去报名。但川除了对健身感兴趣,对读书没有一点兴趣。我就对他说:“那你就一门心事练健美吧,日后参加一次比赛,拿个名次给我看看。”我当时想,得名次是次要的,目的是鼓励他。只要他自己喜欢,就让他去做吧。就像我喜欢写作一样,每个人总要有一些业余爱好,否则日子就太枯燥无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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