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8-12 11:01:00
　　刚滑出炮筒我就感觉不对劲，很不对劲，外面的光线异常强烈，我们似乎滑落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之中，可是我没有时间多想，脚下猛地一顿就摔了一个趔趄，暗骂一声就要起身寻找敌人，却又被跳下来的大柱砸到身上，两人同时惨叫一声又跌回地面。
　　我征战一生从来没有过这么难堪的亮相，想再去握那支盒子炮时，却发现沙尘中走出三个身穿奇特军装的人，三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我们。
　　其中一个看样子是军官的人带着诡异的微笑看着我们，接着他身边的两个戴钢盔的士兵走过来，用枪托猛地向我的后脑砸了一下，我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觉。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坐在一间小屋子里，角落里有一盏刺眼的灯对着我的脸，手脚全部被捆在身下的椅子上动弹不得。屋内的摆设很简单，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对面有一扇小铁门，墙上没有窗户，看来这是一间审讯室，可是并没有老虎凳，烙铁之类的审讯工具。
　　铁门开了，走进来的正是刚才那个军官，脸上依然带着诡异的笑容。他关上门，摘下帽子走到我对面的椅子坐下，我才发现他是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洋鬼子，军装领子上的纳粹十字反射着黑色的光芒，他拿出一叠文件扔给我，用下巴指了指，示意我看一下。
　　我拿起文件，上面写到：闻长生，共JUN少校营长，1933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随部队溃逃（长征），1936年升排长，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西路军覆灭后被营救至延安，1940年进入红一方面军对抗日军，屡立战功，1942年升营长。
　　这时洋鬼子拿出纸和笔写了一句话递给我：闻少校，我落下什么了吗？

　　四方面军，延安，这两个字眼从文件出现时，我的心里突然感到一阵阵抽痛，当年的种种经历在脑海中一幕幕闪现出来。
　　当时我刚参加红军，第二年就随部队长征，与一方面军会师后不久，我所在的部队便接到命令，随张老总西渡黄河作战，共2万余人，浩浩荡荡向陕北开拔。我们接到的直接命令是：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以便接受GC国际提供的物资援助。几个月后，部队在河西走廊一带几乎被马步芳全歼，被俘的战士亦被屠戮。当仅存的几千人被营救回延安后，等待我们的却是组织上的批斗和罪责，张老总亦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红四方面军在经历了血战之后成为了历史的罪人，我们只能每天写检讨，报告错误，接受组织的再教育，在一方面军面前根本抬不起头。

　　想到这里，他又写了一句话扔给我：闻少校是否回忆起一些辛酸的往事？
　　我笑了笑，不置可否。眼前这个洋鬼子对我这个小小的侦查营长竟然了如指掌，真亏了他们煞费的苦心，想从我嘴里套出点什么情报，很遗憾，我比他们还渴望知道事情的真相。
　　他问我是否落下了什么，是的，就是我升任连长的那一段，不知道是他们没有得到情报，还是故意没有写上去。1938年，我带领一个排的战士被编入留守兵团，狙击日军强渡黄河进攻延安。我的排在岸边遭到日军十余驾飞机的狂轰滥炸，并投掷毒气弹，我还没有来得及冲出战壕就中毒昏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被告知我的战士全部阵亡，只有我一个人存活下来。在我昏过去的那段时间内，战士们和鬼子的陆军浴血奋战，极大地拖延了日军的进攻速度，保证了老百姓和首长的撤离。

　　所以，我因作战有功，被升为连长，并从四方面军调到了一方面军，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对此颇有微词，我也因此找过首长谈话，得到的回复却是：谁再啰嗦，按抗命处理！
　　这段经历一直是我心中最苦的回忆，如果当时我能和他们一起战死，我绝没有二话，既然我苟且活了下来，就要为了死去的战友杀更多鬼子，所以我每次战斗都冲在最前面，立功无数，负伤无数，很快就被提拔为营长。
　　想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大柱，便示意洋鬼子拿过纸和笔，写到：我的战士在哪里？
　　他马上写到：放心，他们都很好。
　　他们？难道他们俘虏的不只李大柱一个人？我心里一紧，郑广财极有可能也被俘了。
　　我又写到：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想杀便杀。
　　洋鬼子笑了笑，比之前更加诡异，扔过来一句话：你们只是我们的猎物，GC走狗。
　　我看得清楚，这句话中的“猎”和“狗”两个字，被他明显地加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