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学校电影院放映电影《大篷车》，三个女生都去看电影了。我感觉特别的困乏，就一个人留下来，锁上门，躺在床上休息。由于太累，头脑反而没有办法静下来，一夜半天的火车劳顿，来学校之后的一切细枝末节，同寝室三个女生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孙富强夸张的笑脸，宽敞明亮的食堂里，许多大大的圆形餐桌，长方形木凳上围坐着很多就餐的学生，十多个卖饭窗口前，排着长队打饭的男男女女。那么多不知道比我家饭锅大几倍的菜盆和饭盆，食堂里漂浮着的混合菜味的香气，一些高年级女生高傲、默然、飘逸的神情，好多陌生高大英气的男生，成年人一样严肃威仪的面孔，洗碗槽旁不断有人洗刷餐具的忙碌身影，以及十来个水龙头同时流水的哗哗声响，和着冲洗餐具的声音，混合着嘈杂低沉的说话声，笑声，一些人不断进进出出的脚步声，在这样的背景中，我腼腆，好奇，胆怯的随着三个女同学吃完了来学校食堂的第一顿饭，二两米饭，一小盘白菜炒粉条。

　　这些比电影里更真实更生动的场面，在我的脑海中上演着，播放着，使我一时不知道自己置身于何处。走廊里不时响起的脚步声，提醒我，我在现实里，在一个远离家乡一千七百里的一所大学的女生宿舍里。
　　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浅蓝色的窗帘挡在半开着的窗户上，时而有一阵小风吹来，窗帘便轻微鼓动几下，然后一切又归于寂静。
　　就在我迷迷糊糊就要进入梦乡的时候，两个绕街的女生回来了，她们自己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其中一个进来立即打开了日光灯。
　　明亮的灯光使我们都半眯着眼睛，她们手里提着大包小包，几乎都是吃的东西。
　　两个人都在上铺，体重身材与我相当，看着她们不停的折腾，我睡意全无，索性下床和她们攀谈起来。叫徐佳的女生，长着一双好看的丹凤眼，两片嘴唇很薄，如果不是蒜头一样的鼻子，就可以称得上美女了。刘海英一看就是农村姑娘，脸上有鲜艳的高粱红，浓眉大眼，鼻直口方，话语不多，眼睛似乎怕生一样不停的审视着我，看上去颇有心计。

　　在新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和徐佳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日期：2011-03-15　14:42:42
　　大学里的学习气氛远没有拼搏高考那样紧张，但准备出去考研的人仍然废寝忘食。
　　班里的陈天星，来自偏远的山区，长得人高马大，留着短短的平头，除了必要的交流很少说话，连去食堂吃饭的时间也舍不得。刚刚入冬，就披了一件军用棉大衣，据说后半夜教室很冷，我没有学过那么晚，无从体会。
　　陈天星的座位在教室里最后一排，他身后的墙角放着一个盛过五十斤面粉的袋子，里面经常装着几十个烧饼，那是陈天星从食堂买回来的口粮，听有的同学说他有时一周都不去一次食堂，到开饭时间他就从身后的袋子里拿出烧饼，边吃边看书。这样省了去食堂走路，排队，吃饭，洗碗的时间。
　　他经常学到深夜，饿了就啃烧饼。在班里我和徐佳算一般刻苦的，每次晚自习都靠不过他，最晚也就是在十一点左右，那还是要考试的时候，临阵磨枪。
　　陈天星被班里的同学称为怪人，出于好奇和佩服，偶尔我也会回头看他两眼，有两次亲眼见过他把又硬又凉的烧饼包上一张纸，放在暖气上温着。
　　最可乐的是，班里的人都知道他有烧饼，饿了就向他要，有时候一个人要，几个人也跟着要。尤其是男生，不吃饱了不罢休。赶上这样的时候，大概一袋子烧饼也吃不了几天。
　　有一天晚自习，徐佳来到我身边，“我饿了。”我抬眼看看她。“忍一会。”“不行啊，心发慌，什么也看不下去了。”“那你是想陈天星……？”我试探性的问她。“呸，我是想他的烧饼。”“你也跟着起哄？人家都成了免费烧饼店了。”“就一个，他会穷了吗？”“全班四十多个人，每人一个，他恐怕要去喝西北风了。再说，估计这次的烧饼他又买了有几天了，中午我还见他在暖气上热烧饼，你还是不要去要了，不能好吃了。”“我不管它好不好吃，反正我饿了。他能吃我怕啥啊。”“哦，看来你就真的盯上人家的烧饼了，去要。”“你和我去，不然我和你说啥啊？”“求人还这么硬气？”我嗔怪的白她一眼，无奈的站起身和她一起走到陈天星身边。

　　陈天星抬头看了我们一眼，“一人一个还是两个？”我俩捂着嘴笑。陈天星白了我们一眼，那意思分明在说：你们女生就是麻烦，有什么好笑的，有事快说。见我们憋不住的笑，他又低头看书。“一个。”我沉不住气的大声说，他抬起头看看我们，极认真的问：“你们每人半个够塞牙缝的吗？”他那傻傻的样子，又使我们忍俊不住的笑起来。“够。”我强忍着笑小声说。他从身边的袋子里摸出一个烧饼递过来。我看看徐佳，她不接，一个劲的笑。我伸手接过烧饼，示意徐佳客气一句，徐佳根本不看我。陈天星见我接过烧饼，又低头看他的书。“谢谢。”我对他说。“Not at all.”他的眼睛一直盯在翻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桌上还有一本许国璋的《英语九百句》。

　　日期：2011-03-16　14:08:17
　　大学里管理学生与授课方式和中学差别明显，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难以适应。
　　即使是班主任，没有事也很少来班里。这让早已习惯在学校依赖老师的我感觉有几分无助，有几分孤单还有说不清楚的失落与不安。
　　“不过，我们早晚要长大，要独立，或者说现在正在经历这个过程，不能向在幼儿园和中学那样，让老师整天跟着才感觉安全。”有一次我和徐佳说起这方面的感受时，她这样对我说。我感觉她说的有道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生存法则早被我们认同，可我还是免不了有点多愁善感，这大概是个性使然。我不想舍弃的可能是那份呵护和习惯。从孩提到青春，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快乐无忧的过去正日日离我们远去，我们脚步匆匆，总在盼望前面的新奇与美好，何时曾停一下脚步看看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丢失了什么，在走进大学不久的日子里，人人都信心十足，踌躇满志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形影相随的那份无奈，这大概就是成长的痛。

　　退一步说，即便是班主任真的像中学老师那样整天跟着我们，恐怕我们反而会不自在，不随便，因为我们毕竟长大了，该舍弃的便舍弃，该接受的要接受 这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大学毕竟跟中学不同，班主任老师是不会时时跟随的。
　　我的班主任是男老师，上海人，三十岁左右，脸上的表情总是非常严肃，人长得英俊挺拔，身材高大，像大多数上海男人一样，皮肤润泽白皙，衣着讲究。第一次见我们时，穿一身上档的笔挺白色西装，小红格子领带，黑白相间的皮鞋，仪表堂堂的站在讲桌前，着实让全班同学眼前一亮。“我叫谢子辉。这学期学校安排我任你们的班主任，希望同学们多支持。”他的普通话有浓浓的上海腔，根据他的籍贯与年龄，不难判断他是工农兵学院。他任我们政治经济学课程，他的课讲得非常明白，透彻。由此可见，工农兵学员中也不乏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不过是赶上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没有参加高考的机会而已，即便是被保送到大学里面的，红尘也埋没不了珍珠。

　　政治经济学课程每周两次，三个班一起上大课，在一楼西端的阶梯大教室，这是我们每周能看见班主任两次的机会，除此没有别的事情他不会来班里。我们每周比其他班的人也多见不了他两次，据说他还担任上届俩个班同样的课。
　　他讲课的方式比较特别，上课后先把几个问题写在黑板上，然后给几分钟思考时间，有人想好了就可以站起来说出自己的想法观点，待大家说的差不多了，他便开始综合分析，巧妙的引出正题，这会让我们记忆深刻，学了就能消化理解。因此班里有的男生背地里调侃他的课叫做“阿拉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