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仅存的一点点的恐惧和不安,因为对谢教授的无限信任,和对陈先生的无限崇拜,让我义无返顾的答应下来。我立即辞去了现有的工作。然后,广州公司代表我,和陈先生在上海的公司,签订了为期半年的人才租赁合同。
因为即将到来的分离,我和小黑再次和好了,我也和那些爱慕着我的男孩子们切断了暧昧的联系。
我只身飞往上海,那个比广州更先进更繁华的城市。
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呢?
日期:2014-01-19 17:58:32
第一次住进五星级酒店,我惊讶的发现:怪不得是五星级呢,服务就是好,房间里有冰箱,冰箱里有各种各样我没有见过的饮料。我大方的招呼前来看我的两个高中同学,后面才知道,我们喝掉的饮料,比一天的房钱还贵。
第一次去东方明珠,陈先生善意的对我说:你在这好好逛逛,可以上去感受一下,旁边有购物的地方,晚饭时我的秘书会打电话给你。他不知道的是,我根本舍不得花钱买观光票,更分不清东南西北,我就绕着东方明珠转了几个圈圈,然后找个没人的台阶,坐了几个小时。
第一次去外国人开的西餐厅吃牛扒,一口咬下去血乎乎的。
第一次去当年让爸爸心心念念的复旦大学,说实话,也不是特别的漂亮,在复旦读研的高中同学用他的单车载着我,在校园里穿梭。
第一次在上海新天地和公司股东们聚餐,我认识了摩托罗拉前中华区总裁、马来西亚的某位知名女企业家、一些戴着让我似懂非懂的国际头衔的尊贵的先生女士,作为财务总监的一位香港人和他的太太。除了股东和高管之外,桌上只有三个兵,一个复旦的硕士,一个交大的博士,他们之前都有着辉煌的工作履历,还有灰溜溜的我。
幸好,我足够会装,我的没有底气让所有人都没有一点察觉,他们甚至很相信我的所谓营销才能,一个我从未接触过的“上流世界”,在我面前真实的展开。
在上海度过了欢心愉悦的一周之后,我和陈先生的两名特别助理一起,去往公司真正的项目所在地——苏州。
在我的印象里,苏州是林黛玉的故乡,也和她一样的美丽、灵秀、婉约、精致。可是一路上,我并未见到我所期待的园林美景,车子从高速上下来,开往矗立着一座座现代化厂房的工业园区,然后,越来越僻静,越来越荒凉。路上不仅没有人烟,连灯光都看不到几盏,最后,在黑漆漆的夜色中,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苏州研究生城。
我的心里开始有说不清的恐惧,这里,和我前几天在上海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呢?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开始认真打量我所处的环境。
研究生城刚刚建好,还没有进入到正式使用阶段。除了保安,就住着我们几个,很多很多崭新的楼就这样空无一人。方圆几里,隐约有菜地和袅袅炊烟,可是,的确很难看到一个人影。房间里的有线电视还没有通,不停摆弄天线的话,在合适的角度,可以勉强看到模糊的中央一台,幸好有网络。研究生城的外面,有一辆进城的公交车,一个小时发车一趟。
我们的办公室,距离住的地方,快走的话大概需要三四十分钟。办公区也是空荡荡的,很雄壮的几座大楼,只有几个公司在办公,一个饭堂,提供稍微丰盛的午餐,和极其简易的晚餐,并且五点钟就结束。
上海公司的两位同事,在把我安顿好之后,匆匆回去了,一边还说,最不喜欢来苏州研究生城了,荒凉得像鬼城一样。
唯一陪着我的,是苏州一个本地的小姑娘,小朱。
每天上班,只有我们两个人,处理着七七八八的文件。每天下班,却只有我一个人,背着沉重的电脑,步行三四十分钟,在苏州零度左右的阴冷的冬日里,走路回去在研究生城的教师宿舍楼。
因为常常错过五点钟的晚餐,我就进城去买大量的方便面、饼干、巧克力、薯片,乱七八糟的几大袋,是我一周的粮食。
陈先生每周来一次,或者小朱姑娘和我一起去城里办事,我才能吃到难得的正餐。每次一进饭店,我就像是刚从牢房里面放出来的一样,我可以一次吃下一个全家桶,或者从自助餐的开始吃到结束。可能是因为饮食不规律,我的脸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封闭性粉刺,我几乎不敢看镜子,我觉得自己毁容了。
更让我感到害怕的,是研究生城晚上经常性停电。我就在黑暗里哭着打电话,和小黑聊天,挂着眼泪在他的声音里睡着。后面,停电太多次了,我这个从小睡觉不肯关灯的怕黑的毛病,不治而愈。
陈先生一直非常欣赏我,非常关心我。我经常和他聊工作,聊企业管理,甚至聊人生感悟,却从未告诉过他,我并不喜欢在苏州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我写信给谢教授,说了大概的境遇,我说我毁容了,怎么办?!
他安慰我:坚持半年好不好,中途跑回来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啊!
我只能慢慢忍耐慢慢煎熬。
那一年,从老家过完年回苏州,我拎着沉重的箱子,一步步艰难的下着火车站的楼梯。然后,实在拎不动了,整个箱子从楼梯上摔下来,衣物摔得七零八落。我一个人把东西捡好,坐上的士,回到研究生城,深夜两点半。
半年的租赁期限快到的时候,陈先生和公司的其他股东都挽留过我,但是我执意要回广州。
后期被我招聘进去的市场部经理,请我和小朱去玩,那是我在苏州的半年里最开心的一天,我们去了虎丘,在动人的传说中寻找绝世美人西施的影子,我们拍了很多很多美丽的照片。
日期:2014-01-19 21:50:24
2004年的春天,我从苏州回到广州,这个曾经让我觉得冷漠而想逃离的城市,第一次让我觉得熟悉可亲。
我和小黑之间的种种矛盾,由于半年的分离,一切是非对错都变得不重要了,我们开始体谅彼此,珍惜对方。
谢教授在EMBA的课堂上接到了生平第一个“大单”——为一家上市公司做长达三年的企业管理咨询,于是,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咨询公司很自然的应运而生。
公司主要由三名大股东和三名小股东构成,我没投一分钱,却因为谢教授的一贯厚爱,顺理成章的持有着公司的股份。
几位大股东都有着各自的工作和社会职衔,所以他们只是在大局上进行把握,而真正执行项目的是我、阿蘅两个女孩子和刚刚读完MBA的两个男孩子。我们四个人,最年轻的23岁,最大的26岁,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正式进驻到一个全球排行第七的港资制造型企业。
其实,我们都没有过在大公司的工作经验,包括谢教授,即使有着非常深厚的管理理念,可那毕竟更多意义上是“纸上谈兵”,而现在,面对几千人的工厂,究竟从何下手?
每天晚上,我们都在刻苦攻读,大量的管理书籍,从麦肯锡、新华信找来的学习资料,让我们如获至宝。我们还发明了一个快速学习方法,那就是四个人分工,学习不同的章节,再讲给其他三个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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