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处求学的事，最早见于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自新》。《世说新语》被认为是魏晋小说的代表，书中所写的人多是历史上的真人，但是又多采用传说，时加演义，着重细节，其文学价值较高，史料价值不大。像周处杀虎斩蛟的情节，显然是小说，不是史实。周处向“二陆”求学也不可信，可是为什么大家却一直信以为真？问题出在《晋书》上。

　　唐朝房玄龄作《晋书》时，几乎原封不动地将《世说新语》中的这段记叙搬进了《晋书·周处传》。因为《晋书》是正史，故后人对其不抱怀疑，引用时不加考辨。清人劳格在《晋书校勘记》中，对周处从师的事早已经提出疑问，并指出这是“小说妄传，非事实也”。我们只要算一下周处、陆机与陆云的年纪，便可知事情的真假。
　　对周处的生卒年，历来说法不一，但时间差距并不大。一般认为，周处生于236年。周处的卒年一说是297年，一说是299年。《辞海》、《中国历代名人辞典》认为，周处生于236年，逝于297年，这是认同较多的说法。至于周处的“老师”陆机、陆云生卒年是清楚的，哥哥陆机生于261年，弟弟陆云生于262年。
　　比较一下岁数，学生周处的年纪要比老师大出20多岁。而周处从师又是年轻时的事，假定那时候周处是20岁，则二位“先生”刚刚出生；即使学生已经40岁了，“二陆”也不到20岁，可是40岁的周处已经当上了“东观左丞”“无难督”这样的大官，已经成才，用不着向小娃娃学习了。
　　周处拜陆机、陆云为师的故事，可以当做勉励青少年发愤图强的材料，但是不可以当成信史、当成真实。

马叫变驴叫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伤逝》记载了两个学驴叫的故事，广为人知的一个是：
　　王仲宣（王粲）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还有一个不大知名的：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唐人牛僧孺《玄怪录》中记：有个叫杜子春的浪荡公子，得了一个不留名老人三百万巨款，可这人整天吃喝玩乐，一两年工夫，钱花个精光，杜子春“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因为钱花光了，马换成了驴。

　　汉代，有个叫诸葛令恢的跟姓王的丞相争姓氏前后排序。王丞相说：“何不言葛、王，而言王、葛？”诸葛令恢说：“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耶？”
　　两个故事，已经说明了驴的“社会地位”。动物其实并不只是动物，几乎每一种动物都代表着一种性格、一种品位。虎代表威猛，绵羊代表温顺，狼代表残忍，而驴则是蠢驴、犟驴、黔之驴，没好形象。
　　王仲宣就是“建安七子”中最富才华的王粲，王粲不幸英年早逝。建安文坛领袖曹丕（后来当上魏文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在墓前，曹丕说道：“老王平日就爱听驴叫，让我们各学一回驴叫，送送他吧!”曹丕啊啊一叫，文学家们也跟着啊啊一顿驴叫。这事听着挺好玩，但也觉得不可思议。驴算什么东西，大文学家王粲为什么单好听这声？

　　王粲这人长得不好看，身体也不好。从他留下的作品看，充满了哀怨与悲凉。大文学评论家钟嵘说王粲的作品：“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王粲与刘伶等那几个能闹能耍能喝酒的人并不一样，朝廷的活也干得好好的，是个老实人，他这样性格的人，不应该喜欢听驴叫。
　　这事咱先不说，咱说孙楚的驴叫。孙楚的驴叫，《世说新语》跟《晋书》说的基本一样。
　　《晋书·列传第十二》说：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王济（字武子）死了，“及其将葬，时贤无不毕至。孙楚雅敬济，而后来，哭之甚悲，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我为卿作之。’体似声真，宾客皆笑。楚顾曰：‘诸君不死，而令王济死乎！’”
　　读到这里有了疑问。《晋书·列传第十二》在这之前说：“济字武子。少有逸才，风姿英爽，气盖一时，好弓马，勇力绝人。”“时洛京地甚贵，济买地为马埒（音liè，跑马场），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济善解马性，尝乘一马，著连干鄣泥（连干，马饰物。鄣泥，垫在马鞍下的马鞯，垂于马背两旁以挡尘土），前有水，终不肯渡。济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预谓济有马癖。”

　　前面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王济喜欢马，从来没有说过王济喜欢驴，应该是王济爱听马叫才对，可是写到王济死后，却突然出来了喜欢听驴叫。真是莫名其妙。
　　二十四史中，《晋书》应该属于下乘。《晋书》虽为正史，却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的地方很多。史学家刘知几认为，《晋书》之大量采录《世说新语》乃是“稗官之体”，不得称为史传。
　　问题出在《晋书》上。
　　孙楚为王济而驴鸣的事，显然是《晋书》采用了《世说新语》中的故事，捏合到王济的事迹中，也不分马驴，将酷爱马的王济写成了爱听驴叫。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算是小说，有的是编的，有的是道听途说。刘义庆虽然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亲侄儿，但是官当得不好，不追求政绩，喜欢放荡不羁的日子。《世说新语》中专拣一些落拓、放荡的奇怪事写，并未考虑事情真伪、有无。孙楚为王济学驴叫即是一例。


李白酒量并不大

　　通常的印象，仿佛古代的诗人都挺能喝酒，特别是李白，他的《将进酒》中说“将进酒，杯莫停”，杜甫也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一斗诗百篇”。可见李白是很爱喝酒的，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喝很多酒，是不是一喝就是“一斗”呢？
　　这得先从“斗”说起。
　　现在已经没人用斗了，我们曾经见过的斗，一般是称量粮食的工具。一斗大约是50斤粮食。谁要是喝一斗酒，酒量自然是大得惊人。古时候量酒用的也是斗，但是跟现代称粮食的斗并不是一回事。
　　《公羊传》：“熊蹯不熟，公怒，以斗击而杀之。”这斗就是喝酒的杯子，能够顺手拿起来投人，体积一定是有限的。《史记·项羽本纪》中，刘邦从鸿门宴上逃走时，让张良送给项羽白璧一双，送给范增玉斗一双，这玉斗也是酒器，张良可以随身带着，体积也不是很大。
　　还有另一种称为斗的酒器，北斗七星，排列出来的形状就是这种斗的样子，这种斗有长长的柄，实际是盛酒的勺子。

　　《诗经·大雅·行苇》有“酌以大斗，以祈黄考”。朱熹注：“大斗，柄长三尺。”古代的三尺，也就是现在的二尺多一些。大斗如此，小斗一定还要小。从出土的青铜斗看，也就是现在家里饭勺大小，一斗的容量也就是现在常用的一个玻璃杯。《史记·滑稽列传》齐威王问淳于髡能喝多少酒，淳于髡答：“臣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一斗亦醉”，这是说喝得很少，不算什么；“一石亦醉”，这是说喝得很多。

　　古代酒的度数很低，喝上一斗酒是很容易的事，也就跟现在的一杯啤酒差不多。《水浒》中的武松，在景阳冈上喝了十八碗，是悬了点，但这是“燕山雪花大如席”式的夸张，并不为过。如果换成现在的白酒，那可就悬了，没有可信性了，成了“广州雪花大如席”式的夸张，成了败笔。
　　只有李白喝酒的记录，没有发现李白连气喝上几斗酒的记录，估计李白的酒量是不大的。
　　杜甫《饮中八仙歌》说：“汝阳三斗始朝天”，“张旭三杯草圣传”，“焦遂五斗方卓然”，只有“李白一斗诗百篇”。比较起来，人家是三斗始迷糊，五斗“方卓然”，可老李只一斗就“长安市上酒家眠”了。论酒量，李白显然不如那几位。
　　杜甫说他“一斗诗百篇”，实际意思是，李白只要喝上一斗酒，就能够写出许多诗来。只喝那么一杯啤酒，就上了诗情，显然是酒精起了作用，这正说明了他酒量并不大。
　　从李白的诗作来看，他喝酒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求醉，更不追求喝进肚里多少，而是借酒抒情，借酒发泄。


刘墉非宰相，更非罗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