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以为这个“冒”字上面就是个“曰”，下面是个“目”。错就错在这里，“冒”字的上面并不是“曰”，而是“冃”。
　　这个“冃”就读mào，它与“曰”的区别是，下面那两横不与别的笔画相连。古文字中的“冃”是个象形字，就是画了一顶古人的帽子，那两横是帽子上的装饰物。
　　由“冃”组成的“冒”，上面是一顶帽子，下面是一只眼睛，帽子盖在眼睛上，这只眼睛其实是代表了整个的脑袋瓜。最早的“帽”就是“冒”，并没有那个头巾的“巾”。因为一个“冒”字还表示别的义项，负担太重了，后来人们又给“冒”加上“巾”，造出个形声字“帽”，“冒”“帽”分工。“冒”专管“向外透出”等意义，“头上的帽子”这个意思交给“帽”专管。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帽”字的演变历程是：冃—冒—帽。

　　不常用的陌生字，人们还查查字典，问问别人，可像“冒”这样的天天见面的老哥们儿，也就没有人太注意它了，于是错在不知不觉中；没有与“冒”易混的形近字，没有别的字与之形体相近，错了也就不容易发觉了。

普通话的“普通”

　　有个喜剧小品：一个大款用方言跟别人对话。人家说：“你说的我们听不懂，用普通话好不好？”大款说：“我又不是普通人啦——为什么说普通话啦？”这个大款是将普通话的“普通”当成了与“特殊”相对的那个“普通”了，他认为“普通话”中“普通”的意思就是“平常的、一般的”，普通话自然就是平常的一般的话了。听起来好像是笑话，其实，的确有许多人并不知道“普通话”这三个字的真正意义，真的是认为“普通话”的“普通”，就是与“特殊”相对的那个“普通”。

　　那么，“普通话”的“普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普通话”的“普通”其实是“普遍通行”的节缩，与平时说的那个“普通”并不是一码事。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浅谈》中专门设了个小标题“什么是普通话”，他说：“什么是普通话呢？普通话就是通行全国的话。”“普通话就是普遍通行的话。”
　　其实“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1906年，切音字运动积极分子朱文熊写了一本名为《江苏新字母》的书，书中将汉语分为三类，其中有一类就名为“普通话”。他说，普通话是“各省通用之话”。
　　朱文熊提出“普通话”这一说法后，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当时人们称各省普遍通用之话为“蓝青官话”，“蓝青”本意为颜色混杂、不纯粹，“蓝青官话”是指夹杂了各地方言的北京话。因为这种话多是在官场使用，所以称为“官话”。后来，大家都开始说这种人人都明白的话了，使用这种话已经不再仅限于“官”了，民国初年就出现了“国语”一词，“国语”代替了“官话”。较之“官话”，“国语”有了“民”的味道。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进行文字改革时，语言专家对“普通话”这一词的使用进行过严肃的科学论证，称“官话”显然是不可以的；称“国语”也是不妥的。因为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用汉语，还不能称普遍通用的汉民族共同语为“国语”。直接使用“普遍通行的汉语”又嫌音节过长，于是才采用了节缩的方式，称之为“普通话”。


“仲秋”与“中秋”

　　商品广告上，有的写“仲秋节”，有的写“中秋节”，甚至有的日历上也有两种写法。“仲秋节”、“中秋节”到底是哪一个对？还是全都对？
　　咱们先看看“仲秋”与“中秋”各是什么意思。
　　古人排序时用孟、伯、仲、叔、季，就相当于现在的第一、第二、第三。这其中，孟与伯，表示第一个；仲表示的是第二个；叔与季，有“以后”的意思。古人的字中常有这几个字，如曹操字孟德，他就是老大；孙权字仲谋，他就是老二；许慎字叔重，他可能是老三，也可能是老三以后的。
　　古人说季节时，也用孟、仲、季。春天共是三个月，第一个月就是孟春，第二个月就是仲春，第三个月就称季春。孟秋是七月，仲秋是八月，季秋是九月。所说的仲秋，就是秋天的第二个月。
　　农历八月十五那个节，的确是在秋天的第二个月，但是这个节日是个时点，并不是时段，这个节是秋天中的最中间的那一天，而不是一个月，所以说只能是“中秋节”而不应该是“仲秋节”。《辞海》“中秋”说：“夏历八月十五日。因在秋季的正中，故称。”
　　“仲”读zhòng，是表示次序的；“中秋节”的“中”读zhōng，这个“中”是表示位置的。“仲”、“中”，写法不同，读音不同，意思也不一样。

　　中秋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的祭月活动。太阳和月亮，是几乎所有原始民族都祭祀的。我国的周代，祭月已经成为制度。祭月的时候，要求月亮是圆满明亮的，而农历八月十五日，这天秋高气爽，是望月的最佳时间，又逢农闲，于是这天就成了祭月的日子。因为这天是秋天的最中间一天，所以称“中秋节”。
　　中秋节最要紧的是吃月饼，其实，远在宋代就已经有月饼了。写于宋代的《梦粱录》、《武林旧事》已经有“月饼”这个词了，但那时可并不是家家、人人吃月饼，到了明清，月饼才成了家家必食的节日食品。

“仁丹”与“人丹”

　　小时候，我们在东北的一些街道墙上常见用蓝白两色写的“仁丹”。大人说，这是日本鬼子画的暗号：标志这条路是死路还是通路。后来，知道这并不是传说而是真的。
　　仁丹本是一种药，曾在日本风靡一时。
　　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占领了我国台湾。为了避暑，台湾人早就学会了用月桃种子“砂仁”制造清凉解暑药。一个叫森下博的日本军人，从台湾当地居民那儿学到了这种制作方法，回日本后，求教药剂师及汉学家，制成了仁丹。仁丹的成分为甘草、阿仙药、桂皮、茴香、生姜、丁香、益智、缩砂、木香、薄荷脑、龙脑、甘草、芳香性精油。其中缩砂就是砂仁。

　　这种药取名“仁丹”。取名的日本人认为，取“丹”字，可以兼容道家炼丹兼修身养性的形象；取“仁”字，所谓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深入东亚民族人心。1905年，仁丹出笼问世，在日本一路畅销，甚至占据了中国市场。
　　1907年，上海总商会通电全国，号召开展抵制日货的反日爱国运动，一呼百应，各地商家拒绝日货，日本货在中国遭受灭顶之灾，然而，仁丹仍然盘踞在中国市场。
　　中医出身的上海商人黄楚九对日本仁丹在中国大地横行义愤填膺，决心反击仁丹。
　　1909年黄楚九得到叫做“诸葛行军散”的古方，同时参考自己祖传的“七十二症方”，反复研制，终于研制出新的方剂，做成小粒药丸，取名为“人丹”。
　　人丹寓意以人为本。人丹因为含有桔梗、樟脑、小茴香等，保健脾胃的功能更强一些，比仁丹好。为了生产人丹，黄楚九还组建了一个“龙虎公司”。

　　人丹上市后，黄楚九大力宣传，凡是贴着仁丹广告的地方，都贴上醒目的人丹广告，人丹、仁丹展开大竞销。日本人自然不甘示弱，日本人想出鬼点子，在仁丹广告及说明书上用了中文、英文、蒙文、满文、藏文、回文等六种文字，但是怎么折腾，日本仁丹还是渐渐落败。
　　日本人眼看人丹要将仁丹打败，便控告人丹是“冒牌”、“侵权”，要求中国政府勒令停产。黄楚九聘请上海著名大律师，与日商打起了官司。官司一直打到北京最高法院机关，到1927年才作出终审裁决，判定人丹与仁丹各不相干，可以同时在市场上销售。
　　诉讼让黄楚九损失10万余元，但“人丹”的名声从此扩大，销路大增。这场官司的胜诉，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