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系氏族社会的中心是女性，一位女性能有几个丈夫。传说中的尧是母亲遇到一条赤龙而生下的，大禹的母亲吃了薏苡而生下他，后稷则是母亲踩了一个巨大的脚印后生下的。这些传说证明：我们的祖先确实经历过只知母而不知父的时代。那个时代，妇女是社会的主宰，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父亲是谁。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四川、云南交界处的纳西族摩梭人中还保留着这种婚姻制度，当地人称之为“阿注婚”，“阿注”就是朋友的意思。“阿注婚”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一个成年男子，可以与另一氏族的所有女子结成阿注，阿注可以随时结成，也可以随时解除。

　　在人类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道理，有意识避免近亲性交时，区别血缘关系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历史需要区别血缘关系的时候，姓真正地产生了。有了姓，能否通婚就很清楚了。
　　对于“姓”，《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女生，生亦声。”这个解释说的是，“姓”是个形声字，其中的“生”只是表示读音，意义是从“女”得来的，“姓”的本义可以理解为：源于同一女性始祖的族属的共同标志。
　　我国古老的姓，如姬、嬴、妫、姜、姚、姒、妘、嫪等，都有“女”旁，这些古老的姓也告诉我们，人类曾经有过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姓”字，由“女”和“生”组成，意思是，由母亲而产生的。母系社会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而退出历史大舞台，但有一些带有“女”旁的古老的姓，却一直留到现在。
　　当人类进入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社会时，孩子的姓也由母系转变为父系。这时候，生产力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品开始有了一些剩余，私有观念也随之产生，为了把剩余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后代，以男子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产生了，姓也有了新的意义——确定财产继承权。
　　这个时候，未婚姑娘为了加以区别，一般在姓前冠以孟（伯）、仲、叔、季，用以表示老大、老二、老三、老幺这种排行。如古书所记孟姜、仲子、叔姬，意即姜家的大女儿、子家的二女儿、姬家的三姑娘。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并不姓孟，而是姓姜，是姜家的大女儿。女子嫁出去以后，一般用丈夫的姓和娘家的姓并列称某某氏，如一位姬姓女子嫁给被孔子赞誉为“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卫国大夫孔圉做妻子后，就叫孔姬，若是李姓女子嫁给张姓男子，婚后只能称为张李氏或李氏，这种称呼方式，不久前在某些农村还能找到。

　　这是中国姓产生的过程，而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姓产生得很晚。北欧一些国家直到19世纪才使用姓，许多国家、许多民族直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姓，但他们采用联名制和其他方法替代了姓的作用。

“亚父”当是范增绰号

　　《鸿门宴》中的范增又称亚父，一般对亚父的注释是：“项羽对范增的尊称，意思是尊敬他仅次于对待父亲。亚，次。”这个解释大约源自《史记集解》：“亚，次也。尊敬之次父，犹管仲为仲父。”
　　但是，对这条注释可以提出许多疑问：
　　一、范增当时是70岁的人了，而项羽只有24岁，如果项羽尊敬范增，依当时人辈分的岁差，应当称之为爷爷、祖父，称为“大父”才对，称范增为“父”不但不能算是尊敬，反而是小看了老爷子。
　　二、范增本是项梁的谋士，是项梁死后留给项羽的“遗产”，如果让项羽自己选择的话，恐怕不会用范增。两个人的政治见解、脾气秉性大相径庭，总是别别扭扭的，直到弄得项羽怀疑亚父通敌，最后项羽硬是把范老头给气死了。两个人是这样的关系，项羽没有理由尊称范增为“亚父”。
　　三、项羽也确实没拿范增当父辈对待。鸿门宴上的坐次是：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如果亚父享受的是父辈的礼遇，应该和项羽的叔父项伯坐同等的座位，可实际上是项羽和左尹项伯爷俩坐在最高位，然后才是范增，可见项羽并没有把范增摆在父辈的位置上。
　　四、爹不是谁都可以叫的，项羽称为“父”，别人不能也跟着叫。刘邦借口上厕所离开鸿门宴时，对张良说：“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这时刘邦最恨的就是范增，却也用了“亚父”。《史记·项羽本纪》中，陈平用了个反间计，“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详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看到没有，刘邦的手下人也叫范增为“亚父”。

　　可见，说“亚父”是“尊敬之次父”是说不通的。
　　首先是“亚父”的“父”字把人引入歧路的，其实，在上古“父”不一定就是“父亲”。《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死后，鲁哀公说：“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鲁哀公称孔子为“父”，就看不出来有一点叫爹的意思。对这个“父”，三国人王肃说：“父，丈夫之显称也。”古代人名之后加“父”，又作“甫”，只是男子之称，并没有父亲的意思。但是，说范增是姓范名增字亚父，也说不通。一、古人名和字多少应该有点联系，可是这“增”和“亚”却又看不出来有什么联系。二、司马迁说“亚父者，范增也”，这也不是说明人名和字的正常语式。三、刘邦也犯不着用表示敬意的字称呼想要弄死自己的范增。

　　可以肯定“亚父”是人名，但不是尊称，也不是字，而文雅的自号那时又没时兴起来，“亚父”就只能是绰号了。《说文解字》：“亚，丑也，像人局背之形。”“亚”的本义是人背上有包。从《史记·项羽本纪》看，因项羽一次一次地顶着干，范增一气之下，告老还乡，半道上“疽发背而死”。《说文解字》：“疽，久痈也。”“痈，肿也。”看来，这范老头背上是有个大肿包，而且毛病还不是一天两天的，最后老人就是死在这个包上了。这么一看，这个肿包与亚父的“亚”正是名副其实了。人们是根据他的体形特点，才叫他亚父的。亚父是因背上有个肿包而得来的绰号。

　　现在学生给人家起外号，要挨老师批评，老师要找家长。当时可不是那样，以绰号呼人并非出于恶意。斗谷于菟、柳下趾、黥布、孙膑，都是以绰号名传千古。“如司马迁著《史记》，因称史迁，更因他受过宫刑，也称腐迁了。不过这些都不用于直接称谓，也不寓褒贬，仅仅附带认识印象而已。”（见萧遥天《中国人名的研究》）
　　《史记·项羽本纪》说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本是个隐逸之士，天下大乱时，才出来当了项梁的谋士。太公望、骞叔、傅说、接舆、老聃、鬼谷子、黄石公，这些全是绰号。隐者出身多不以名字行世，而以绰号呼之。“亚父”的使用就应该是这种情况。范增隐而又出，所以用姓名与绰号并称。

为什么三国人多是单字名

　　看了《三国演义》之后，有人提出问题：为什么三国时绝大多数人都是单字名？
　　的确是这样，翻开历史看看，整个东汉、三国，这300多年间的人名几乎全是一个字，双字名极少极少。《后汉书》、《三国志》中的人名，间或有两个字的，但这些人，有的是隐士，如庞德公、邓卢叙；有的是艺人，如东方安世；有的是乳名，如刘盆子、郑小同；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黄承彦、苟巨伯。知识分子、官员显要是找不出双字名的。这真是怪事。

　　问题出在王莽身上。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他拣起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了人名。
　　王莽这个人对“名”特别重视，他一上台，就闹起了一股改名风。首先把中央各级官名改了，然后是大改地名。今天改了，明天又改回来，弄得人不知所措。后来，甚至将“匈奴”改成“降奴”，“单于”改成“服于”，由此引发了民族战争。王莽对姓名更是大下功夫。他对自家的“王”看得特别重，对许多刘姓皇族和有功部下赐姓“王”，以示恩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