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学校要举行毽子比赛了，可她还是个起步水平，没事就缠着我陪她练。我虽然也踢不好，不过没关系，镜子要的就是一个伙伴——再说我还可以教给她一些方法哩。我们玩的是“讨债还债”：如果她一次踢了5下，而我只有2下，则我负债3下。累计欠到30，赢家就刮对方一次鼻子，将前欠一笔勾销。
　　玩了几次，我就喜欢上了这游戏。一天到晚坐在电脑前，也没有发展成IT界翘楚，要是还落个腰肌劳损，太不划算，该锻炼锻炼了。（以前我们还在客厅里打过羽毛球，现在她长大了，而客厅没有相应长大，没法再进行这项运动了。）镜子进步很快，从最初的几乎完全不会，到现在能接上七八下了。当然，我也有所进步（不过代价是沉重的：鼻子几乎被她刮青了）。

　　我们正踢得起劲，常乐说：
　　“吃饭啰！”
　　红烧鲫鱼、爆辣椒、萝卜炖排骨、烫白菜——这是今晚的伙食（我家一般都是四个菜），都是我和镜子喜欢的。常乐对烹调并非很擅长，但她于此倾注了心血，饭菜很合口味。这也是我一般不愿在外面吃饭的原因。
　　“不错啊，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当前，我们还有肉吃，阿门！”
　　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我说过之后，自己竟有点说不清来由的心酸。我感激常乐。像现在，虽然外边下起了冷雨，我们却能在桔色的电灯下，谈笑自若、从容举箸，这是人生里多么美好的事。我愉快地端起饭碗。

　　“到时吃不起肉了，就把你吃掉。”常乐说。
　　“好啊，撑死你！”
　　我夹着一块排骨，想着吃下去后，它会在我身体的哪一个部位落地生根。我步着永井荷风的韵脚，口占一首和歌：
　　如此大排骨，
　　一时难吃下。
　　镜子于是哈哈哈哈地笑起来，说我这诗也太幼稚了。
　　吃过饭，常乐给镜子织毛线裤——麻将馆没开了，她不用再像以往那样吃了饭就往楼下跑。这符合我的愿望。一种久违的温暖，占据了我中年的胸膛。然而她突然说：
　　“伍汉，我们的车——是不是卖了算了？”
　　“啊？为什么？”

　　“你看，你现在没有工程，也没做生意；谭矮子那里，又不必天天去。养个车子，好浪费啊……”
　　看来常乐是决意把概念化玩到底了——岂只概念化，简直是概念先行呵。诚然，就大环境来说，眼下是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华尔街不时传出可怕的消息；冰岛、韩国将沦陷；国际原油已跌到四十多、铜价跌到三万以下……每一个消息都堪称洪水猛兽。就小环境来说，我已没有了组织的温暖（我纳闷的是，以前在K公司，也并未感受到多少温暖呀），加以炒股失利，加以麻将馆关门大吉……这一切，在常乐头脑里烙下的印痕太深，令她对世间万事缺乏信心，除了忧虑还是忧虑。她把一切都想得很困难很困难，因此感到无助和恐惧……

　　这辆桑塔娜2000，可说是K公司转给我的唯一的遗产。2004年夏天K公司实施用车制度改革，以比较优惠的价格转让了十几辆车。刚拿到驾照的我，以2万6千元的报价，幸运地竞得这辆99年的桑塔娜，高兴坏了。拿到钥匙的那一刻，眼眶都有些泛红——我也有车了！那天我载着常乐和镜子，在市区狠狠地兜了一个圈。那天，常乐穿着一条碎花的裙子，镜子头上扎了一朵粉红色的野花。她们开心的笑容我至今难以忘记。当然了，二手车，小小毛病总是难免，但它陪着我走过这几年的艰辛路程，见证了我送材料、做工程、行贿、泡妞……的全部经历和枝枝节节。现在让我将它舍弃，还真得绕过一个坎……

　　无力买新车，但旧车是决不会卖的，我的理由很充分：
　　①.没有车，很难去开展什么业务。不错，目前我只是个打工仔，可是明天呢？下个月呢？那就难说了。按欧阳秋的说法，还可以奋斗十年。十年后，我或许已成为垄断一方的巨贾，也或许发展成一个实力雄厚的工程承包商（从目前来看，已有50%的概率，哈哈）。可是如果没有车，就懒得出去跑，事情还没去做，想想已感到疲累。譬如那次大修，车在修理厂放了三天，就哪里都不想去，断了腿似的。再说，有车，生活的半径就增大了，机会也就相应地增加了。

　　②.今年跑得不多，养车的全部费用也就一万出头（因为厌恶保险，只买了交强险等必买的项目，总共不到两千），摊下来，每月千把块钱。比起坐公交或者打的是有点浪费，但人活在世上，怎么会没有些浪费？若处处以实际的眼光，那么人一生中打的电话，十之九也是浪费；有了夹克又买西服，不也是浪费呵？你这边把车卖了，倘若突然要做生意，那边又得买车，不是浪费得更多？人固然看不了太远，但也不应该只看着鼻尖。

　　③.这个车，在常乐视为负担的同时，在我却俨如精神支柱。你说我不务实也好，说我打肿脸来充胖子也好，没有关系。反正我觉得，只要车还在，自己就还没有破产，没有一文不名。事实上也是，不就在股市里亏了钱吗？只要你不去动它，就只是浮亏而已。经济虽然低迷，但新的机会不也因此孕育？有必要弄得这样鸡飞狗跳、闻风丧胆吗？

　　我不想把这些跟常乐覼缕相告——何必弄得彼此都不愉快呢？事情该怎么做，我心里有个底。
　　常乐认为她有理；其实很多事，没法和她细说。

日期：2008-12-9　0:23:36

　　XX
　　父母给我妹带小孩，在青岛又住了半年了。这天打电话来，说乡下某某亲戚要过八十大寿了，让我无论如何回去一趟，代他们奉上贺礼，并且要预备一副寿联。
　　这真让我为难。贺礼，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这寿联，脑袋都想烂了，还是一无所获。倘在城中，我可以随便凑两句话应付。乡下不一样，乡下物质虽然匮乏些，但舞文弄墨方面，却是十分讲究的，马虎不得。你要是写得不好，有的老者甚至会当面嘲讽：“您大学生就是厉害呵！比我们家小四写得好。”——把你跟他家才读小学的后代作比，叫你羞愧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在电话里向父亲坦陈难处。然而他坚持让我作，并且说：
　　“那年你帮我写的发言稿就很好嘛——你还记得么？”
　　我想了想，是有那么回事，正是父亲荣任村小学校长（全校只有3个老师，哈哈）那一年。那次村小学期末统考成绩不错，居全学区第一。父亲作为校长，被要求在学区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言。我当时正好在家，便帮他当了一回枪手。
　　现在想想，写那种八股文章其实不难，有一整套的模式可以遵循甚至套用。我不过是借用了一些陈词滥调，诸如“重在一个严字，贵在一个实字，难在一个恒字”，再如“既要土豆，也要红薯”（形容各科全面发展）、“下学期目标为1357：争取评上1个县级三好学生、3个区级三好学生、学区单科竞赛5人次获奖、县教育报发表7篇稿子”，如此等等。就这样一个东西，居然在会上大受欢迎和肯定，始料未及，让我莞尔不已。

　　可是，作对联与写八股文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幸而我想起了一副老对联，到时候或许可以借来一用：
　　百岁可预期 廿载后如今日健
　　群芳齐上寿 十年前已古来稀
　　父亲多年来一直很低沉的声音，使我感到了一种沉重的归宿。是的，他的声音越是低沉，接下来的话题便越是沉重，譬如这次。谈完寿联的事之后，他的声调陡然沉了下去：
　　“伍汉哎……”

　　我蓦然一惊，知道他又有什么叫人难以负荷或者惮于直面的事要和我说——如果是比较乐观开心的事，他的声音要响得多也亮得多。譬如那年他专门打电话提醒我收看一个叫做《天下粮仓》的电视剧，便是这样说的：
　　“伍汉！我跟你说啊，中央一台最近……”
　　他说那个片子很好，很有教育意义。我听着，直接地、不加掩饰地笑了起来。
　　“伍汉哎，我正在给你写信……”父亲说。
　　我更愕然了，对于他写信的因由，简直有点害怕知道。这年代，电话这么方便（如果想节约一点，他也可以让我妹跟我Q聊代为转达啊），为何还要写信？难道单单为了怀念久违了的写信的味道？不，不会。我头脑里立即以闪电的速度，设想了十几种可能，却又没一个有绝对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