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到处残留着抗洪抢险的痕迹，来来往往的货车，成堆的救灾物资，都昭示着不久前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在回家的大堤上，用蛇皮袋装着砂石垒成的子堤依然沉默地守护着家园，堤内的农田里，到处是忙碌的农民，在和洪魔作完抗争后，他们又要为了将来的生活开始劳作了。
　　在家里住了几天，我决定动身去到大国的家乡看望他的父母。

　　（八十四）
　　大国的妻子叫郑文英，在他们县一中当教师。因为我不知道大国父母家的确切地址，就决定先到一中找到郑文英，再让她带我去大国的父母家里。
　　一路上灰尘漫天，车来车往，我转了两次车，来到了大国家乡的县城，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在下午三点多钟，找到了县一中。
　　在门卫室说明情况后，门卫打通了校办的电话。一会儿，一个中年男人出来迎接我。
　　中年男人热情地迎上来，自我介绍是一中的副校长。到接待室后，我再一次说明来意，副校长很热情地说：“郑老师自从丈夫牺牲后，情绪很不稳定，学校安排她在休假。”

　　“哦。”我略带遗憾地问道：“那我怎么找到她呢？”
　　“他们在县城有房子，前段时间我们也联系过她，但不在家，估计去了乡下公婆家里了。”副校长说：“这样吧，我先打个电话，看她是否在家里，如果在家，我就安排人送你去她家找她，如果不在家，我就派个人带你去乡下找。”
　　“那太谢谢你们了，给你们添麻烦了！”我感激地说。
　　“应该的。”副校长真诚地说：“你们解放军为了我们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我们还感激不尽呢。张营长是解放军的优秀代表，也是我们县里的骄傲啊！”
　　副校长对部队的称谓并不熟悉，估计一直以为大国是当营长。

　　打过电话后，证实郑文英并不在家。副校长让我在接待室等一会儿，他出去安排。很快，他就过来对我说：“已经给校长报告了，校长安排我带您去乡下，稍坐一会儿，司机马上开车过来。”
　　我千恩万谢，切身体会到了家乡父老乡亲对子弟兵的厚爱，也深刻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好客和淳朴善良。
　　大国的家在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乡下，沿途的路都修得非常好，清一色的柏油马路。我这才发现，离开家乡十来年，家乡的面貌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前一段时间只顾忙于工作，竟然没有看到这一点。
　　副校长指着不远处的一溜房子说：“前面那一排房子就是张营长的父母住的地方，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学校的领导都来这里喝过喜酒呢。真是想不到，很幸福的一家，现在竟然……”
　　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我说：“军人的职责就是牺牲和奉献嘛，只不过，在和平时期，这种牺牲给人的触动更大一些。”
　　副校长说：“没错。这次抗洪抢险，人民子弟兵真的是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每一个老百姓谈起军人的时候，无一不竖起大拇指，大家都认为，如果没有解放军，我们的家园肯定保不住。”
　　我说：“战时保家卫国，平时抢险救灾，这都是我们解放军的职责所在，我也是荆州人，也是这次抢险救灾的参与人之一，这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全心全意地付出，其实也是在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大国真正是为家乡的父老乡亲而牺牲的，他应该会瞑目的。”
　　说话间，车到了门前。我和副校长下车，只见大门紧闭，堂屋的门框上方挂着一块“军属之家”的大匾。副校长趋前上去敲门，却无人应答。

　　我们询问邻居，才知道他们都下地干活去了。邻居说：“来客人了呀？他们应该是弄棉花去了，我去田里叫他们回来吧？”
　　我对副校长说：“我们就去地里看他们吧？如果你忙，可以先回去。”
　　副校长说：“没关系，我陪你吧，晚上这乡下也没办法休息。”
　　于是，我们在邻居的带领下，一齐往地里走去。

日期:2010-04-29 09:17

　　（八十五）
　　虽然长江涨水期间大雨不断，但退水以后就经常是艳阳高照了。乡间的小路崎岖不平，路面的泥土被阳光晒烤得变成了粉末，一脚下去，腾起一股灰雾，不一会儿，我们的皮鞋和裤脚上都沾满了泥土的灰尘。
　　农田里到处都种植着棉花。邻居介绍，由于前期高温多雨，正是棉花角斑病高发的季节，大国的父母正在为棉花喷洒农药。
　　远远地看见老俩口在一个沟渠边劳作。大国的母亲正在协助父亲把农药喷雾器往背上套。只见父亲佝偻着背，双手提着喷雾器的背带，母亲奋力地用双手托着喷雾器的底部，两人合力把装满药水的喷雾器托到了父亲的背上。
　　邻居老远就喊道：“老张，你儿子部队的领导来看你们了。”

　　老俩口循声望过来，我急步走过去。只见老人的脸上全是汗水，黝黑皮肤在太阳的照耀下有点发亮，头顶上大草帽的边缘已经开始卷曲了，单薄的身体背着硕大的喷雾器显得极不协调。
　　我上前一步说：“大叔婶娘，我是大国的战友，来看看你们二老。”同时扶着大国的父亲说：“您来让我帮你打吧？”
　　大国的父亲先是一怔，然后急忙坚决地说：“不行！不行！你们稍等一会儿，我把这桶药打完了就回去。”说完就直接钻进齐人高的棉花地里，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大国的母亲对着棉花地里喊道：“文英，来客人了。”
　　棉花地里一个清脆的声音应了一声，就听见悉悉索索的响声，不一会儿，一个戴着大草帽、穿着长袖的年轻女人从棉花地里钻了出来。毫无疑问，这就是大国的妻子郑文英了。

　　见到我们，郑文英一愣，脱口说：“张校长，您怎么来了？”
　　张校长说：“部队来了位领导找你，我就带他过来了。”
　　郑文英这才转头望着我说：“您好！”
　　我急忙说：“你别客气了，我是大国的同学徐清风。”
　　郑文英的眼圈突然就红了，但仍然坚持着没有掉泪，也许，她的泪早就流干了。

　　她勉强笑着说：“哦，是你呀，大国以前经常说起你。”
　　大国的母亲一直在旁边看着我们。这个淳朴的乡下老人，脸上被岁月的风霜刻了下深刻的痕迹，也许，她所有的生活期望就在大国这个儿子的身上，如今，儿子却悄然离去了。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也许是一种光荣，但对于这个老人来说，却只有无尽的伤痛，泪早就流干了，她只能用沉默和回忆来面对这个一生中最沉重的打击。
　　回到大国家里后，我拿出五千元钱，双手递给大国的父亲，并说：“没给二老买什么东西，这点钱就给二老自己去买点东西吧。”
　　老人执意不收，一边推托一边说：“你大老远的跑来就不容易了，哪里还能要你的钱。”
　　推托了半天，他仍然不肯收下，我急了，“腾”地一下就跪了下来，说：“您一定要收下，我和大国是大学同学，是很好的兄弟，我本来早就约好要和他一起来看您二老的，现在，您就当是我代大国尽点孝吧！”

　　如此一说，大国的父母和郑文英的眼泪都刷地流了下来，憋了许久的情感，终于突然得到了释放。
　　我并没有劝慰，更没有说“您应该为有这样的儿子而骄傲”之类的话，对于这对善良的老人来说，任何理由都无法抵消他们失去儿子的伤痛，尤其是，大国是他们花费了最大的精力去培养，并且寄予了无限期望的儿子，这种巨大的心理反差并不是一般的精神所能承受的，再冠冕堂皇的理由，也不能剥夺他们哭泣和悲伤的权利。
　　大国的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在口中喃喃地说：“国儿说了完成任务就会回来看我们，哪知道回来的是一张像！”
　　在她的身后，大国的遗像挂在墙上，正面带着微笑看着我们。
　　郑文英一边抽泣着，一边去打了水来给两位老人洗脸。我不敢多说什么，因为我知道，再多的安慰也无济于事，只有让他们尽情地释放心中的哀痛，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对大国思念，面对残酷的现实，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亲手翻过这一页。


日期:2010-04-29 09:18

　　（八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