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备注：以上文字是天文学家、科普作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1934 — 1996）的妻子安-德鲁彦（Ann Druyan）在卡尔-萨根60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原文登载在《卡尔-萨根的宇宙》（国内有中文版）一书的第12章。楼主没找到原文，只是通过Google图书看到了片断（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id=_mo4AAAAIAAJ&printsec=frontcover&dq=Carl+Sagan`s+universe&hl=zh-CN&ei=FI6XTMuPOZTsvQOXz_iaDQ&sa=X&oi=book_result&ct=result&resnum=1&ved=0CC8Q6AEwAA#v=onepage&q&f=false）。以上转载文字来自网友的百度空间（http://hi.baidu.com/%D1%B1%C2%B9%C0%CF%CA%A6/blog/item/4897274eca39b03eaec3aba3.html）。

日期：2010-09-21　00:44:55

　　科学与迷信：老对手面临新问题
　　钮卫星
　　1、美国的科学普及：迷信战胜了科学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伯纳姆（John C. Burnham，1929－）在他的著作《迷信战胜科学》（暂定名，原书名直译过来为：《迷信如何赢了，科学如何输了：美国的科学与卫生普及》，中译本将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中揭示了这样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曾经作为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化力量的科学，在美国消费文化中，慢慢地为新伪装下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复活让出了一条通道，最终导致科学在大众层面上被迷信击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显然认识到该书中揭示的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上的文化现象，而且对中国当今的科学普及也有深深的借鉴作用，所以决定引进并翻译出版。我有幸成为该书的译者，在艰苦漫长的翻译过程中，对相关问题也进行了一些思考，借此机会把这些想法写下来。

　　先简单介绍一下书的大致内容。在书中，伯纳姆引述了详尽的史料和当代的研究成果，论证了科学的普及史和社会史与纯科学的历史并不相同；指出在普及教学中，科学反对迷信的战斗，并不象人们时常假设的如同在实验室研究和实际教学中那样，也是通过理性的和自然主义的力量，在后工业时代的美国这样一个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中取得了胜利。事实上，当所有人假设迷信和神秘主义已经被抛给过去，科学普及者已经转向其他话题时，一种与迷信功能等效的对应物却应运而生――说它与迷信功能等效是因为它与过去的迷信扮演了同样的文化角色，它是科普工作者从一开始就要努力摆脱的非理性主义及其载体；同时，科普工作者不再对各种形式的迷信采取果断的抵制运动，因为他们不再能够辨认出迷信的新伪装。

　　伯纳姆主要以十九、二十世纪美国的科学普及历史为经，以公共卫生、心理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内的普及活动为纬，向读者展开了一部美国的科学与迷信的“战斗”史。全书共分六章外加一个导言。导言是对全书内容的一个指导性概述。第一章“迷信和科学普及”在比较宽广的视角下论述了迷信和科学及其普及情况的历史背景和现状，“现代迷信”、“实用迷信”、“科学反对宗教的战争”、“自然主义观点的发展”、“怀疑论者”、“权威”、“科学的宗教”、“科学方法”、“科学人”、“科学普及和盲信”、“美国的科学普及”、“科学普及的机构”、“文化迟滞”等等，从这些小节标题可见其考虑问题的视角和重点。第二章“卫生普及”论述了公共卫生领域的普及活动及其普及模式发生的转变。第三章“心理学普及”论述了美国的心理学普及历史及其普及模式发生的转变。第四章“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普及”和第五章“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普及”以较长的篇幅论述了美国近当代自然科学的普及历史及其普及模式发生的转变。

　　第六章“科学普及的模式和迷信的胜利”是全书的重心所在，在前述各章内容的基础上综述了科学普及的一般变化模式和迷信最后如何取得了胜利。伯纳姆惊讶地发现，虽然卫生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普及在内容上千差万别，参与的人员也互不相同，所处的阶段在时间对应上也互有参差，但它们都遵循同样的变化模式。“否定性力量”、“孤立事实的有害影响”、“支离破碎的科学普及所产生的后果”、“新闻报道中的孤立事实和追求轰动效应”、“新闻惯例”、“被媒体弯曲”、“广告”、“广告的文化功能”、“‘科学人’的退位”、“技术员而不是科学家”、“‘科学人’隐退的后果”、“作为一种建制化支撑的科学普及”、“让人乐观安心的科学普及”、“热情和怀疑态度的丧失”、“联盟的背叛”等等，从这些小节标题中，我们便可以看出科学普及模式改变中的各个要素。

　　最终，伯纳姆获得了这样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科普模式转变：起初，在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传统斗争中，普及层面上的科学自然主义和还原论包含一种明确的反谬误程序。这种反谬误程序在十九世纪晚期尤其有效，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就被削弱乃至停顿了。然后，迷信披上了几乎没有人能认出来的新外衣，采取新闻和广告等传媒形式来传播自己。非自然主义和喜爱迷信的媒体开始积极地与传统科普争夺地盘，媒体追求轰动效应，并对信息进行支离破碎的切割，而这正是早期科学普及者用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所抨击过的迷信要素。追求轰动效应的煽情主义带来的蒙昧主义和孤立事实彻底地主宰了媒体世界，神秘思想甚至传统迷信被广泛容忍。到二十世纪，科学家越来越多地撤出了科普阵地，把它留给了媒体人员和教育人员。于是，在美国这个高度分工的社会中，专门从事科普的人员，主要是一些记者，逐渐接管了向外行听众介绍科学的职责。到二十世纪中期，科学普及活动中进一步渗透进商业利益，成为广告宣传的附属品，大大偏离了反对谬误和迷信的传统科普。

　　显然，上面几个段落的简单介绍不可能取代伯纳姆用一部专著进行的分析和论证，感兴趣的读者肯定需要去阅读全书才能对所涉及的问题有一个全面、准确的把握。
　　2、中国的科普现状：迷信似乎从未被击败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也经常思考中国当前的科普现状，并经常有一种感觉：中国的科普似乎正在重走美国科普的老路，只不过在美国用了将近两个世纪来完成的科学普及模式的转变，在中国则很拥挤地铺展在几十年里，以致有些阶段不可避免地有交叉和重叠，一些在美国科普史上先后出现的现象会同时出现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中。
　　对于科普中的传统否定性因素或反谬误功能，从“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这样一个几乎在每一个居民小区的宣传栏里都张贴着的口号中可以明显地体现出来。由于中国公众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科学素养相对缺乏，所以迷信有额外的生存维度。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迷信没有被真正破除干净过，这也正是上述这个口号仍旧需要被郑重提出的现实意义所在。但是，在缺乏科学素养的公众中，如果只是简单地喊喊口号，科普的效果是很有限的，甚至可能是相反的。至今走在居住区内和附近的马路上，还经常遇到泼洒在路面上的一团团药渣，这种乞求药“倒”病除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一种无害的民俗――至少在污染环境这个层面上是有害的，它反映了老式迷信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存力。

　　有一些古代迷信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继续留存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需要改头换面的原因有时不是因为它们在现代社会中难以容身，而是因为它们对于现代人来说太过复杂而难以被理解和掌握。譬如体现着数字神秘主义的古代术数系统，原本是一个很复杂、精致的系统，在古代需要通过专门的学习来掌握，而现在则退化为只通过某种方言对数字的发音来附会吉凶宜忌，如“4”谐音“死”是不吉利的，“8”谐音“发”是吉利的，等等。于是电话号码这种八位或十一位的自然数就有了吉凶之分，人们选择号码时纷纷避凶趋吉。某省甚至把认为是不吉利的车牌号人为地删除，以便避免用得起小车的富人们化钱买不吉利。而北京市宣布2008年奥运会开幕时间是2008年8月8日晚8时，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这种个人的和政府的行为，无疑直接、有力地推动了迷信思想的流行，与科教兴国的国策和培养一种科学、理性的民族精神的努力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老式迷信居然也流行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在笔者任职的大学中，某学院乔迁新大楼之际，教授们要挑选自己的办公室。某日在教室休息室听该学院几位教师说起学院大楼414房间无人认领，并听他们议论说原本可以人性化地考虑把这种房间号码处理成厕所云云。可见，在中国现阶段，迷信、神秘主义等非理性思潮的普遍泛滥，已经到了令人十分担忧的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