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卜得的，就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五卦——《谦卦》。《谦卦》下艮上坤，坤为地，艮为山，山本高却在地下；卦中唯一个阳爻“九三”甘居下体，皆谦逊之象。《谦卦》从不同的角度阐明谦之道。《谦卦》下三爻“吉”，上三爻“利”。六爻全吉，在六十四卦中唯此一卦。卦中不仅告诫人们要有谦逊的美德，而更重要的是要付诸于实践。“用涉大川”、“利用侵伐”、“利用行师”里都有一个“用”字，用什么？用的是“谦”而不是武力。也就是说，人们要用谦逊的美德去教育人、感化人，而不是用武力去征服、讨伐。

　　认真分析之后，大禹明白“大有”指的是自己治水的结果，“歉”便是上天在暗示自己现在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三苗。于是，大禹便采取了一个万全之策：一边加紧练兵、准备应战，一边对三苗施行教化。结果，三年后三苗归顺。为此，《尚书•大禹谟》里这样评价他：“惟德动天，天运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

　　只有才智没有谦逊美德的上司，得不到下属的拥戴。
　　一个上司有了谦逊的美德，就等于有了最锐利的武器，无往而不胜。所以，《谦卦》说，“亨，君子有终”，是告诫人们：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优良品德，才能成就大业。以卦象而论，山体高大，而于地下，象征着虽然内在蕴藏崇高，却能“屈躬待物”；以人事而论，这种谦虚处事待物、“先人后己”的风尚，则能事事通畅方便。
　　当然，仅有自信没有高尚，是谈不上谦逊的。《序卦传》说：“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这就是说，有了大的成就，不能自满，所以接下来就是谦卦。谦卦宣扬的是，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始终保持恭敬、谦逊、谦卑、谦恭、谦和的精神，大禹就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用谦逊的美德去教育人、感化人，最后才使三苗归顺的，而且他在当上夏朝的国君后，也没有忘记肩负的重任，没有忘记天下的长治久安。即使身居高位，仍然待人谦恭，经常外出巡游，了解民情，这样才最终成为与尧、舜齐名的圣贤帝王。


日期：2010-05-12　18:42:27

　　贴一篇我所喜欢的学者张志扬的文章供大家思考。希望一些网友少来点辱骂，那真显不出你们的水平。讨论易学与科学的问题，必然涉及到如何看待东西文化，如何理解现代性问题。你们不慎重思考你们论题的前置条件，就善发论断，只能说你们的思维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唯一的”、“最好的”，还是“独立互补的”？
　　　1
　　我的题目是一个问题，意思是说，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提，即中西各方文化在交流中的定位，是否呈现出这样的状况：
　　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而言，是“唯一的”、是“最好的”，还是“独立互补的”？

　　一百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未变，还是起了变化、起了怎样的变化、变到什么程度了？今天是否到了有以明断的时候？
　　当我这样提问时，我不得不进行解释甚至进行辩护，申述自己如此提问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为，在常识看来，它是个与情与理不合的题外话，“西学东渐”主旨是中西文化“交流”，怎么会扯到“唯一”、“最好”上去呢？即便这是个问题，那也是“当然的”，我们本来就是“学生”；要么这个问题是“潜在的”，我们本应该在正常的文化交流中淡化它的影响，排除它的干扰，回到真正交流的轨道上来，保持我们平和的心态，云云。言下之义，我题目中的问题是人为的，可以避免的，甚至应该作为干扰、作为错误的方向予以排除的。

　　每当此时，我看着题目，真有点爱因斯坦似的困惑：“月亮在你不看它的时候不存在吗？”一个本来应该清理的前提，你不清理它，它就不是前提，而清理起来，反而变成了介入因素或误导结果事竟如此缠绕！
　　想必，一百多年来，我们把“西学东渐”太当作“正经的现代文化命脉”，习以为常了。
　　为学术而学术，仅在学术交流中谈问题不是不可，就像谈翻译问题，限于谈翻译中的内容与修辞的可翻译拟或不可翻译，然而，只要一涉及到文化覆盖及其后果，难免有一个“底”终究会在覆盖中透射出来，那就是，“文化融合之名掩盖文化殖民之实”，或者说得温和点，“文化融合是否有喧宾夺主之嫌”隐就是显，它分明挂在“西学东渐”的招牌上：

　　“西学”为主位，它“东渐”到中国来了，来做什么？启蒙，即把中国文化传统启蒙到西方的现代化轨道上去。
　　原来我们总是将“启蒙”与“救亡”并举。如今“救亡”解决了；“启蒙”却三番五次提到前台，一直悬而未决。晚清的中国诚然是要启蒙的，中国也诚然需要进步，“启蒙”却也带来了“前所未有之大变”。但是，西方对“启蒙”也做过三番五次地检讨，以至成为“德法之争”的主题之一：“启蒙理性是破产了，还是亟待完善？”我们连一次也不应该检讨吗？

　　难道我们真的不意识，说得好听的“文化交流”，其交流中的“倾斜”已经到了“臣服”的地步，岂是“交流”两个字“自欺”得了的？至于中国维新至今的教育体制，更是把“懂西学”当作“有学问”的标高尺度，历来是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事实。从形式到内容都毫不掩饰地树起一面旗帜：西学是“唯一的”、“普遍的”；“后现代”之后，即便退一步说，也是“最好的”。

　　事实就是如此明摆着，但要把这个事实变成反思的对象，还必须到常识面前申述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可见，“常识”已被我们固执到何等程度了。
　　例如，凡问及“中西文化交流之深度与广度”的“前提”“谁引导谁？谁的深度与广度？”回答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当然，这个“王”不过是“春花秋月何时了”的“后主”而已！
　　2
　　回到问题中来。
　　对中国文化，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就其自身的“真理性”而言，是“唯一的”，是“最好的”，还是“独立互补的”？
　　先听听西方人自己怎么说。
　　连解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德里达都承认：“如果我们看到，对胡塞尔和黑格尔来说，文化本身在其有限的经验统一性中不足以建立起纯粹的历史统一性（一切凡没有分有欧洲理念的人类学文化都将是这样），那么这里的相似性就会更大。”（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页。重点系引者所加）

　　说得多么决断：“一切凡没有分有欧洲理念的……”分明在宣谕，只有“欧洲理念”才能在“有限的经验统一性”中建立起“纯粹的历史统一性”，否则，不过一堆“相似性”而已。例如，像“几何学”那样，或者像胡塞尔“现象学”那样，甚至像黑格尔“历史哲学”那样。
　　当然，德里达清楚，黑格尔“历史哲学”没有做到，胡塞尔“现象学”也没有做到，因为凡此意图都“很脆弱而最终走向沉默的命运”。（同上。第61页。或第七章、第十一章。）即便如此，仍然隐含着正题的意向性：不是“唯一的”但是“最好的”。应了尼采把西方哲学主流“柏拉图主义”批判为“颠倒的虚无主义”，使其从“唯一的”降解到“最好的”即尼采的“权力意志”。

　　尼采认为，自柏拉图以来，“存在”的不是什么“本体”，“本体”纯属虚构，而是存在的“意义”“存在即是解释”，所以那“意义或价值”是解释者“安插”进去的，后来又不断地“抽离”出来，根本没有什么“永恒的绝对的存在”那一回事。不过，“这价值的‘安插者’和‘抽离者’乃是来自‘同一种西方历史的人’”。（转引自海德格尔《尼采》下卷第五章“欧洲虚无主义”。孙周兴译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718页。重点系引者所加。）

　　说得又是斩钉截铁：“乃是来自‘同一种西方历史的人’”。
　　做“唯一者”是他们，做“最好者”仍是他们，唯“西方人”可为之。而且这都还是西方文化内部的反叛者说的，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毫不含糊。说到这里，说到顶了。
　　欧洲人，或西方人有足够的坦率，因为他们自信到睥睨世界的地步。现在美国式的哲学无一不在“规则确定性”中：“当且仅当，必然如此”。接着，他们会不言而喻地摆出当然的架势：“规则，只能由我们美国人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