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些出席国际会议的朋友回来说：“谈问题就是谈问题，没有什么中国问题，只有问题本身。”他是否意识到，这“问题本身”是别人制定的，你不过是在按着别人的拍子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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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学中取的四次重述”一文中，我首先检讨了“西学东渐”的提法不妥，尽管开初它仅仅是一个事实描述，但这描述的“意向性眼光”来自西方，因而首先“感知确定性”的是作为“主位”的“西学”轨迹“东渐”，然后才是被接受者中国被接受的事实“授受”关系清楚得很。
　　（比较“西天取经”中的一个“取”字，其“主位”意识一目了然。）
　　须知，“意向性眼光”最初的定位并非仅仅开端如此，它是要自始至终贯彻到底的，连一切未被感知的“授与受”都必然统摄其中。我们今天不还在被动的统摄之中吗？“名不正则言不顺”，反过来说，“名正则言顺”。
　　所以，今天是应该讨论一下“西学东渐”的名“正，还是不正”的前提性问题了。当然，“西学东渐”如果成为了“历史”，或当作“历史”看待，即便其中隐含着某种屈辱，它毕竟成为“历史”反倒可以引为鉴戒就像一座“纪念碑”未尝不可。问题是，它“不”。
　　于是，有《西学中取的四次重述》检讨之。首先，要求正名为“西学中取”即“中取西学”“主位”在我。随后，我在文章中尽量充分检讨了四种主要西学（黑格尔-马克思 / 尼采 / 海德格尔 / 施特劳斯）一百多年来引入中国所引起的重述过程及其后果。此处不另赘述。
　　我的目的不必隐瞒，旨在回答今天的题目：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而言，是“唯一的”、是“最好的”，还是“独立互补的”？答案是后者。但仍需要意志、能力与时间。
　　意志和能力，虽然是互为因果的，但许多时候仍首先需要具备意志，在意志的激励下涵养触发能力。马克思曾经说，“三十年战争”后的德国，很长时间中，酝酿起来的仅仅是意志，“意志虽已具备，能力尚嫌缺乏”。长期对英美的事态上，中国很像日尔曼民族，只是日尔曼有“深思的精神”，中国有“沉郁的气韵”。两者在急功近利的技术理性上都不及英美的“实用主义”。请恕我如此简略地同时描述了三者的意志属性意志的形态与质性其实是很不相同的，根本不能匍匐在眼下的功利得失上说长道短，还需放在大时段上看：

　　谁的脚力长，谈笑为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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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上述，尼采明确无误地撕下了西方“一神”和形而上学“本体”的“唯一者”面具，但他仍然代之以“超人”“最好者”的面具修补。
　　所谓“最好的”乃是一种悬置技巧，即否定“唯一的”，但玩弄黑格尔“在假象本质的批判中承认假象本质”的偷换术，代之以“最好的”，因为“最好的”已暗含着先在的“唯一性”了。只是不自居“唯一者”，然而又以退为进地指向“唯一者”、引领“唯一者”，故而当仁不让地占据“最好者”的优先地位。其所以自居的根据，据说是

　　人文：“作为存在颠峰状态”的“权力意志”；
　　科学：其现实表现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
　　逻辑：其逻辑表现的“当且仅当，必然如此”规则确定性。
　　由此构成中国三代学人抬不起头直不起腰的命运。说“命运”，是因为我们解不开其中的三个结：
　　一是“进化论”的结；

　　二是“知识即力量”的结；
　　三是“自由民主乃个人欲求”的结。
　　归结起来仍是一句话：“西方人走在历史必然性的前面，顺者昌逆者亡。”
　　知识人因其“知识”，首先在“知识”上交付其“志”，例如在上个世纪上半叶迷恋“真理”的时候，可以美其名曰：“不是我服从西方，而是我服从真理”“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于是，我们在“唯一者”面前“诚惶诚恐”：“凡西方皆普遍，凡中国皆特殊”；“西方的即现代的，中国的即传统的”。以至从根本上默认：中国人无论在思想成果上还是在物质成果上都是个缺乏“原创性”的民族。

　　下半叶当“唯一者”被解构后，西方思想的“意识形态”本质显露无疑，不过是“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真理性），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权力性）”的“强力意志”而已。波及到中国来已是新旧世纪之交了，我们从“唯一者”面前退到“最好者”面前，仍然是“不得不服”的忍耐：谁叫我们没有“人家的科学技术，人家的自由民主”呢？但毕竟“臣服”的意志松动了些许。

　　“臣服”是有惯性的，它表现在对凡不如此“臣服”者，常以“民族主义作怪”或“文化保守主义作怪”责难之。也有说得委婉者：“不要取中西对峙的立场，应以平和心态，大度一点，只要自己强大了，还怕别人不承认你。”思路如出一辙，不过在“诸神之和”的表面下暗取“诸神之争”的韬晦策略。
　　以上所述，归根结底，与其说是外在语境的揭示，不如说是自我反省的过程。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几乎“全在斯世之中”，所以本文所论，多属自况耳，与他人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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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假设“四次重述”中的重述属实“唯一的”破灭了，“最好的”存疑因而可以作为继续讨论的起点。
　　所谓“最好的”仍是虚拟，既然没有“唯一的”，也就没有同一的尺度判断其“最好的”，于是，“最好的”不过是价值上的修饰词，揭穿了说其实是“最强的”。问题便回集到前述“三个结”上：

　　一是“进化论”的结；二是“知识即力量”的结；三是“自由民主乃个人欲求”的结。“二”和“三”可以看作“一”的两个分支：
　　主要表现为“自然科学”
　　“进化论”〈
　　主要表现为“政治哲学”
　　两者都必须相互支撑为“意识形态”的“强力意志”这才是全部问题的核心与要害。

　　我这里并不细究它背后的“真实价值”，如被美国视为信仰的“个人主义”、“工具主义理性”、“自由”在今天的隐忧与重建。（参阅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也不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西方文化是否对其他文化类型具有普遍的“真理性”之“强制性”，即要求所有的非西方人都要过一种如“真实价值”所述的美国式生活，否则就不民主不自由不现代。“老欧洲”尚且不认同，非西方还要认同吗？尽管这些问题是根本前提性的。

　　顺便插一句，今后恐怕应该放弃“西方”这样一个笼统的概念，因为它的笼统性现在愈来愈不切实际了。
　　从后果上看，反正西方把它们强加给我们，我们接受了并习以为常了，所以，这个“结”是别人给我们的“结”“顺昌逆亡”啊！我们也就当成了自己的“结”。如果就范其逻辑信仰，这个“结”其实无解。海德格尔才祈求“还只有一个神能救渡我们”。（这个“神”不是基督教的“上帝”）换句话说，科学技术带来的灾难靠科学技术是救渡不了的它不过是一条“埃舍尔蛇”而已（“布利丹驴”的时代过去了）。那些在宇宙中毁灭的生命，恐怕大都毁灭在他们高超的智能上。

　　请注意，我说的是“智能”，而不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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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读了《四次重述》的朋友问我：“和八十年代反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比较，你今天好象退回到民族本位取代个人本位的民族主义中了？”
　　作为例证，这个问题的前提正好就在西方设置的前提中：“西方是普遍的、世界的，中国是特殊的、民族的。”
　　“民族主义”所指什么？
　　如果把“民族”或“民族本位”等同于“民族主义”，那么，当今世界有不是“民族主义”的吗？罗蒂说美国是典型的“自我种族中心主义”。还有谁不是呢？
　　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西方诸民族天生就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