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匹配的，流行在中国的所谓“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的说法，乃是一个没有勇气说自己是“世界的”又要充好汉说自己能够是“世界的”的人的偷巧说法，而且追究起来，这样说的人，要么它并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要么纯粹是在自欺欺人。
　　“长城”是中国独有的，“三寸金莲”也是中国独有的，因而它们是“世界的”吗？无非是世界可以猎奇观赏的一个地道的“中国宝贝”。
　　“世界的”，可以是“所属于”世界之奇形怪状的“世界的”，像不可复制独一无二的“迪士尼世界纪录”之类；也可以是普遍通用统摄天下的公共尺度的“世界的”。例如做“道场”、“法式”，不管是在“寺庙”做，在“教堂”做，还是在“旷野”做，只能是“世界的”第一种意义，不比“电子场”那样具有“世界的”第二种意义。前者是“所有特异”的包容，后者是“唯一共性”的通用。“世界的”至少这两层含义应该分清楚，人们习惯于含混只是为了用一个掩盖另一个。

　　奇怪的是，中国人只在前者的意义上使用“世界的”，而西方人往往在后者的意义上使用“世界的”。两者却有一个共同的心理背景，那就是，世界历史本来就是按照西方的历史编制而成的：
　　希腊、罗马；陆地、海洋；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殖民主义（又分“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三类）；英国式的、法国式的、美国式的；等等直到所谓“终结历史”的“自由精神的世界史”。
　　西方的特殊已经先验地指向了从自身抽绎出来的设定目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所以他们有资格自居为“世界的”。至于其他非西方民族的历史，在他们看来不是充斥了太多的不成熟的偶然因素，就是纯粹的例外，需要用西方的尺度任意裁减才能削足适履地纳入它们的所谓“东方主义”规范。连“世界的”这个词都奠基在西方的历史性上，其他借用的日常语义漂浮其上，个中的差别岂是可以毫厘计算的？

　　顺便插一句，“世界的”中的“的”，在西语中如德语中“des”，素有“魔鬼第二格”之称，既有名词性的所属，即“主语第二格”，表示为主语所有，应该用“底”字联结；也有形容词甚至分词的属性修辞性状，即“宾语第二格”，表示主语的谓述属性，应该用“的”字联结。前述后者“世界的”其实是“世界性的”，乃表属性的“宾语第二格”。但有时它们在上下文中很难区分把握。现代汉语的“的字结构”同样复杂，尤其简化汉字后，“的”、“底”不分，麻烦更多。日常用语马虎一点也就罢了，可在理论用语中，从上到下、从知识人到老百姓都这么人云亦云，放纵词语隐藏的陷阱，维持表面理解的假象，实在令人不堪其扰。

　　话说回来。几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已经习惯性地把自己的思想，科学逻辑的技术理性不用说了，就连宗教、哲学、道德伦理、政治，甚至审美，甚至心理，都一概看作普世性的，或者，甚至，通过非西方学者的验证性研究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具有普世性，由此作为“西方意识形态”“凡西方的皆普遍的”强行向世界其他民族“殖民化”。而且首先被非西方民族的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接受，并视之为理所当然地拿来匡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思想。正好应了葛兰西的“文化殖民”理论把别人的殖民思想当作自己有意无意被殖民的思想前提而自觉运用，还美名之曰“启蒙”。

　　于是，现在想恢复西方思想的本来面貌，即还原“西方思想仍为民族性思想”反而被说成是“狭隘民族主义”，似乎只有承认西方是“世界的”，自己才被证明“启蒙”而“现代化”了、“世界化”了，成为标准的“现代人”、“世界人”了。
　　事情竟是这样地颠倒。
　　7
　　我的学术生命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依我现在的眼光看，我当时算得是个“虚无主义者”，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虚无主义”的深浅，而事实上我已经从“政治虚无主义”到“哲学虚无主义”几乎到了“文化虚无主义”尽管我不会承认，而“民族虚无主义”当时是掩盖着的。
　　后来我才知道，现代理性主义的本质是虚无主义，因为一切都是历史相对的，归根结底是虚无的。但有一点非常奇怪，西方的虚无主义仍然是西方的，即必然以西方理性为主导，而中国的虚无主义为什么不是中国的而还是西方的。换句话说，虚无主义并没有把西方意识形态虚无掉，它所虚无掉的恰恰是非西方的诸民族文化或民族意识。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它直显“自然强力”。
　　再插一句，“虚无主义是纯粹西方的，仅对神而言，中国没有神，所以中国没有虚无主义”。此说是否属实，本文存而不论。
　　按照一般的逻辑，彻底的虚无主义归根结底是自然主义，在什么都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剩下的就只有一个根据，那就是，自然强力。不管这自然强力表现为“智力”，还是赤裸裸的“暴力”，哪怕它是一个纯粹的卤莽的特殊如“屠夫”，你都不得不忍耐于它的淫威之下。何况，人有天生的面具，总会把自然强力装扮成道德的化身。所以，还是老套套，“权力性”加“真理性”，重构自然强力的意识形态理论。尼采就是一个自然强力及其意识形态化的现代典型。尽管尼采那样诅咒基督教，可基督教世界仍然容忍他，各方面的思想家理论家都或明或暗地利用他的思想资源，原因就在于，尼采最露骨地表达了西方思想的实质即归根到底的“强权意志”及其“意识形态化”。

　　西方“强权意志”是“新自然权利”后逐渐强化起来的，以尼采为最。
　　古希腊即便在柏拉图对话中，也还有高于自然强力之上的东西，那就是“至善”统摄的“美德”或“德性”，因而具有最高智慧即最高德性的哲学王，其品德中必然含养“节制”。不比后来尼采的“超人”其高贵性中含养“残忍”，尽管“残忍”被施特劳斯辩护，指出尼采提出的高贵于“神本性”的“自然本性”就在于一个无法掩盖的自然事实，即“最难以承受的是意愿痛苦和不平等，意愿人类的片段性，意愿在其中看不到救赎的自然人类状态及其诸自然之间的等级秩序”。因而必须要求“痛苦和不平等是人类的伟大的先决条件”、“痛苦与不平等是未来哲学家的自然前提”。为此，尼采把《理想国》中的“线喻”所指的高于“自然科学”形式化理智（智能）的“善”，谴责为柏拉图的“虚构”，为了让“高贵的谎言变成文化的基础”。（转引自朗佩特《施特劳斯与尼采》田立年等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可尼采自己不也编制了“超人”的“狄奥尼索斯新神”吗？既然“存在的只是解释”，柏拉图解释的存在与尼采解释的存在，都不过是“解释”而已，都不过是“塞入”、“安插”的西方价值意义，都不过是“虚无”之上跳的西方“超人”之舞。因而，倒下的为什么一定是柏拉图，而不是尼采？说穿了，西方需要“强力意志”。
　　或者更真实地，双方应该同时倒下：即都不是“唯一的”，都不是“最好的”或“最强的”，倒下的是“意识形态”的“强力意志”，还西方思想一个“诸神”面目。
　　8
　　最难对付的是技术和技术理性。
　　技术不属于“世界的”，它不是西方世界的所有物，它是“人类的”。不仅西方的技术风险必须由全人类承担，还在于历史地看，科学技术的思维把握及其形式化抽象是人类思维共有的特性，包括这种抽象偏至的风险和灾难性后果也都得由整个人类承担。

　　所以，除了人类的神（无形神），除了人类的灾难，没有谁阻止得了它。
　　它的批判是要在毁灭中进行的。
　　技术理性到了技术主宰一切的地步，不仅是西方没落的标志，也是人类没落的标志。
　　9
　　最后，我想提一下老子《道德经》“二十八章”：

　　“知其白守其黑”。
　　“知其白守其黑”，从句型、句式到意义，至今仍在晦暗不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