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的花街是沉睡的。不远处的火车站里，人声鼎沸。一批批怀着梦想的人，在这个城市里来了又去。若是以前，花街可以作为他们暂作停留的地方，这里有小旅馆，小饭店，甚至还有两家职业介绍所。但现在不一样了，即使他们从花街穿过，也只是偷偷地看那些坐在屋子里打牌的女子们。他们中肯定有人知道这些女人的职业，也许还会在心里暗自发誓：等我有钱了，一定要来这里。她们闲得无聊的时候，也会逗那些背着行李和梦想的人，她们双手掐腰，站在发廊门口，冲他们喊：“大哥，进来耍噻”。这往往把他们吓着脚步更加匆忙了，于是她们就哈哈大笑。

　　下午总有一段无聊的时光。花街上所有女孩都要求在下午四点准时出现在发廊
　　里，这令她们心里多少有些不快，因为下午能够挣钱的机会少之又少。于是下午的这段时光，她们一般是在发廊里打牌，她们会很多种玩法，两个人玩“接龙”、三个人玩“斗地主”、四个人玩“升级”。她们多是在消磨时间，很少涉及赌博。她们在玩牌的时候，发廊里往往是烟雾缭绕，瓜子壳满地都是。她们通常喜欢听一些哀怨的情歌，歌词通俗，旋律轻快的那种，凡是流行于网络上的歌曲，在花街上同样流行。有时候，柳绿也和她们一起玩牌。在旧社会，老鸨通常上假丑恶形象的代表；而到了新社会，色情行业的老板娘们多是头脑灵活的、表面上从良的娼妓。当然，二十一世纪了，老鸨们已经不能再动手打人了，而且也没有了“赎身”这一说法，女人们都是自由的。而且发廊业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发家致富的捷径， 发廊老板在恶劣的竞争至少必须在表面上对手下的姑娘们好，特别是漂亮的姑娘，她们是摇钱树，是要当姑奶奶一样供起来的。于是乎，干发廊老板也不容易，她们必须八面玲珑，既要跟着姑娘们骂男人，又要顺着男人的意思批评姑娘不够敬业，没有满足男人们变态的要求。

　　对于柳绿来说，父亲一直是她的累赘。每年都要花费大笔的医药费。如今父亲走了，柳绿便轻松了，她对自己的未来做了一个计划，打算买下“花房”的铺面产权。但在办理过户手续的时候，负责产权审查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花街要拆了，所以不能再上市交易。的确，在全国大小城市都狠抓市容市貌的当下，花街是有碍观瞻的。但柳绿不明白，让一座城市表面上浮华有什么用？她想起老家有句俗语：马屎外面光。一座看上去繁华的城市，在柳绿看来就是一堆马屎。而马屎的里面，是一堆粗糙的糟糠。正如这座城市，表面是高楼林立，内里四处是丑恶的心，到处是奔波的人。

　　柳绿将花街要拆迁的消息带了回来，发廊老板们便心存担忧。多年来，花街已经成了一个品牌。再者，他们当初盘下花街的铺面时，是出了高价的。只有花街上操皮肉生意的女人们不以为然。
　　“拆就拆吧，”李倩说，“离开了花街，照样可以卖，哪里有需求，我们就到哪里去。”
　　“你当然可以，你还可以去金帝大酒店呢。”陈小娇讥讽了一句，这两人一直是针锋相对的。
　　陈小娇实际上说出了花街女子的一个梦想。对她们来说，金帝大酒店是天堂，而街灯下是地狱。即使是卖身，也得分三六九等。金帝大酒店的环境好，客人素质高，再怎么说，也是披着羊皮的狼。而不像花街，狼性毕露，目露淫光。如果到了街灯下，那就只剩下发泄了。李倩的确想进金帝大酒店，但没有可能。她长得太一般了。三角脸，小眼睛，大嗓门。“花房”的人都不怎么喜欢她，有她在的地方总有争端，不是她讥讽别人，就是别人挖苦她。但柳绿一直把李倩留在“花房”，因为她了解李倩心里的苦。

　　花街的女子生活在别人的鄙夷之中，久而久之，这种压抑的心理出现了反弹，于是，她们也鄙视一切可以鄙视的人。她们鄙视李倩，或者更确切地说，她们鄙视李倩的男人胡广良。花街的人都知道，李倩是卖身养老公的。干这行的，有丈夫甚至孩子的大有人在，但把男人带在身边的却不多。
　　李倩和丈夫胡广良也租住在这条巷子里。和其他女人的住所相比，李倩的住所更有家的感觉。丈夫胡广良闲在家里，全靠她出去挣钱。所以，她平时从不挑剔客人，并且生活节省。
　　时间真是个好东西，它可以让一些看上去不可思议的事情，变得顺理成章。对于李倩和胡广良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原来是西南地区一个偏僻乡村的农民，有几亩田地，几间瓦房，田里的水稻够一年吃，地里的玉米够养几头猪。从小劳动，他们习惯了在外人看来非常沉重的农活。白天下地侍候庄稼，夜间上床侍候老婆。放眼一看，整个村庄，所有的人都这样活着。所有人辛苦努力地活着，目的就是为了等到眼睛闭上的那一刻。这是中国农民最普遍的生活方式。

　　但一些事物在悄悄改变。人的意识。改革开放的风吹到了这个村庄，那些不安分的年轻人开始涌向外面。然后他们回来，将外面的世界吹得天花乱坠。越来越多的人出去了，下广州，上北京。村里只留下老弱残孺。五年前还是新婚燕尔的胡广良夫妇，只是无数有梦想的农民中的沧海一粟。
　　其实胡子说的是对的，城里不是冯婷婷的舞台，同样也没有胡广良的天地。进城的胡广良夫妇张着双迷惘的眼睛，面对高楼林立的城市，在车水马龙中露出一副乡下人的怯懦，他们能做什么？在现实生活或者文学作品中，他们都只有一个合理的去处，那就是建筑工地。
　　他们修K城最大的贸易中心。胡广良砌砖，李倩给这帮抛妻离子的民工做饭。这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但它脆弱得抵不过一张纸。四年前的那个下午，当胡广良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时候，李倩正在将一盆回锅肉倒在锅里。当香气在工棚里弥漫开来，李倩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她还未从幸福中回过神来，工地上已经乱成了一片。她看到她的男人胡广良，被几个工人抬着上了救护车。李倩想奔过去，但她双腿一软，瘫了下去。

　　胡广良捡了条命。这话是医生说的。如果他是以头着地的，他的脑袋开花了；如果他是以臀部着地的，他一辈子都得在轮椅上度过。胡广良是以双腿着地的，所以双腿粉碎性骨折。胡广良的双腿碎了，同时碎的还有这个家庭的未来。一个工人从楼上摔下来，这种事每年都在发生，既不能构成轰动性新闻，也不能引起重视。因为胡广良不是你的男人，不是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兄弟。

　　一个月以后，胡广良被医院赶了出来。理由简单得很有中国特色，医药费花完了。李倩去找工头，工头骂：狗日的胡广良，十几个工人砌砖，偏就他从楼上摔下来，他眼睛长哪里去了？妈个屄的，当初不要你两口子在这里干活，你们非得求爹求娘的，现在倒好，来找老子麻烦了!事到如今，我已经仁至义尽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李倩想想也是啊，为什么摔下来的偏偏就是自己的男人呢？当初若不是工头收留，还真不知道去哪里安身呢。李倩在工地附近的城中村租了一间房子，将胡广良从医院里背了出来。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工头在李倩离开的时候给了她一千块钱。
　　这是让一个女人沦落成妓女的理由吗？当一个女人无路可走的时候，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只能是自己的生殖器。胡广良的腿得不到良好的愈合，在那段时间，李倩的梦里总是出现那些四处乱飞的碎骨头。胡广良才二十八岁。
　　“我出去挣钱吧，”李倩对胡广良说，“你不要有太多想法，我都跟了你几年了。”
　　胡广良愣了一下。他抓起床头的药瓶砸向李倩。
　　“如果那样，我还不如死了。”他说。
　　“死不可怕，但残废比死更可怕，”李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