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校尉文鸯，是曹魏扬州刺史文钦的儿子。当年诸葛诞、文钦都曾是魏曹的扬州刺史、都督淮南军事，两人都不满司马氏，先后起兵造反，失败后都逃往吴国。后来两人交恶，文钦被诸葛诞斩首，文鸯与家人逃回魏曹，投降司马氏。
　　诸葛诞死于晋氏攻吴之时，被夷三族。但是，他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司马昭的弟弟、琅琊王司马伷，因此幸免于难，她生下四个儿子，司马繇就是其中之一。
　　这已经是五十年前乱世中的恩怨了，文鸯也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但是司马繇没放过他。文鸯的下场与诸葛诞一样，被“夷三族”。
　　太多的鲜血，让越来越多的朝臣看不下去了。张华、刘颂、裴頠等劝贾皇后适可而止。傅祗针对荀恺的奏折，在朝堂之上抛经引据，与荀恺辩论。最后荀恺词穷，皇帝下诏赦免裴楷、赦免杨骏的属官。

　　消息传到刑场，差点就晚了。原来监斩的司马繇杀人杀出了瘾，不等圣旨下达就先动起手来。当初给杨骏献计的朱振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余下排队等死的那些人死里逃生、喜极而泣，其中有两人值得我们关注，以后还会出场。
　　这两个人一个叫阎缵，是杨骏的舍人。此人有情有义，杨骏爆尸数日没人敢收敛，他召集了以前的同僚替杨骏收尸，结果被人告发。葬礼进行了一半，大伙一哄而散，他豁出一条命使杨骏入土为安。
　　另一个人叫潘岳，就是那个史上有名的美男子，人称“潘郎潘安”是也，当时他是杨骏的主簿，与朱振相同。他“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谓终贾之俦也”，长大后果然才学很高，善长写悼词。只是潘岳时运不济仕途不顺，先是做了十几年的三公从僚，然后做过两次小县令，好容易攀上杨骏，杨骏又倒了。潘岳并没有气馁，此后他将再接再厉继续攀附权贵，直到有一天被夷三族。临刑前潘岳对着老母亲痛哭流泣，说：“负阿母。”唉，此人的一生是个悲剧，容后详表。

　　元康元年三月壬寅，政变发生的十一天之后，杀人者终于厌倦了，洛阳逐渐恢复了平静。皇帝颁布了新的政权格局：
　　“以大司马、汝南王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辅政。以秦王柬为大将军，东平王楙为抚军大将军，镇南将军、楚王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下邳王晃为尚书令，东安公繇为尚书左仆射。”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这份诏书横看竖看都觉得用心险恶。皇帝的用意似乎不是治国安邦，而是存心挑起天下大乱。

日期：2009-01-18　11:54:51

　　三十三
　　五、元康、元康
　　汉代之前的帝王是没有年号的，只称某王或某帝的几年，新皇帝登基时才会改元，以表示除旧布新。
　　汉文帝十六年，从地下挖出一个玉杯，上面写着“人主延寿”四字，这是祥瑞，汉文帝于是改元，从此以后，国家发生大的喜事也会改元。汉文帝御宇二十三年，分前元十六年，后元七年；汉景帝御宇十六年，分为前元七年、中元六年、后元三年。
　　第一个采用年号的皇帝是汉武帝。汉武帝十九年，皇帝在五畤原这个地方祭祀天帝的时候，捕捉到了一头独角而五蹄的异兽，据说是麒麟的一种。武帝相信方术鬼神，于是就有臣子投其所好。说建立元年应以天瑞来命名，用一二来记数太不恭敬了，如今捉到一只异兽，请改元为“元狩”。

　　于是武帝十九年就被称为“元狩元年”，之前十八年也要追封年号，登基那年叫做“建元”；六年之后，天空出显长星，就改元为“元星”；又过了六年，大将军卫青横扫朔方，就改元为“元朔”。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先后用了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十一个年号。他是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文治武功都卓越不凡，几乎每一次改元，原因都是因为天降祥瑞，或者国家有喜事。
　　年号的最初用意，是在响应“天瑞”、表示庆贺，但传到后世，渐渐的，只要国家发生了大的变故，都可以改元。这个变故也许喜事，但更多情况下是祸事。
　　年号一般采用吉利祥瑞的词语，表达一个良好的愿望。一个愿望破灭了，皇帝就另外许一个新的愿望继续欺骗自已，欺骗天下百姓。
　　晋惠帝司马衷做皇帝十六年，改元十一次，年号个个都是好字眼：永熙、永平、元康、永康、永宁、太安、永安、建武、永安、永兴、光熙，可惜每一个好字眼最终都是镜花水月。
　　其中“元康”这个年号用了九年，占了惠帝朝的二分之一强，年号保持不变表示这段时间政局稳定，没有大事发生。在多灾多难的晋末时期，没有大事发生，就已经算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啦。
　　“元康”是中国历史上值得牢记的一个年号，它是西晋最后一个不代表着大规模战争，不代表着生灵涂炭的年号。在国家分崩离析的前夜，在长达三百年之久的黑暗时代到来之前，“元康”二字，它代表着中华大地上的最后一段太平岁月。惊雷涌动，乌云在天际翻滚，地火蔓延，等待喷薄而出，众生芸芸醉生梦死，不知末日将至。

　　但事实上元康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在它之前，有晋武帝的“太康十年”，被赞誉为“太康盛世”；在它之后，有晋怀帝“永嘉六年”，是后人扼腕叹息的大乱世。很少有人理会夹在中间不尴不尬的元康九年，即便有，也是被包裹在“八王之乱”十六年的纷争中一带而过，就和当朝的惠帝一样，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惠帝朝的十六年是晋王朝从大治走向大乱的十六年，太康年间的繁荣趁着惯性向前滑行，这种上升的势头终止在元康年间，随后江河日下一泄千里。元康九年也可以称之为一个盛世，虽然那是回光返照，浮华背后，疾病已经侵入骨髓。
　　提起晋朝，躲不开的话题就是“魏晋风流”。
　　“一种风流吾最爱，魏晋人物晚唐诗。”这两句诗脍炙人口，从它面世之日起，一百多年来，不知已被多少人怀着崇尚之意轻轻吟咏。
　　这两句绝妙好辞出于日本诗人大沼枕山，但在中国广为传唱。诗歌之美、魏晋风流之美，可以跨越民族、地域的藩篱长存于世。

　　魏晋风流其实不是始于魏晋，而是始于汉末的建安，那是三国乱世拉开序幕的时候，长安、洛阳两大名都已被夷为废墟，枭雄们纷纷捅兵自立、割据天下，城市、田园、山峦、江河，到处都是战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在乱世之初，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并非只有绝望，旧的禁忌全被打破，英雄们应时而起，在混沌之中寻找新的出路。
　　这时出现了“建安风骨”，这是魏晋风流的最原始的姿态，这最初的风骨鲜明爽朗、刚健有力，涵盖无比广阔。有忧国伤时，叹人生朝露，“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不戚年往，忧时不治”；有慷慨激昂、澄清天下之志，“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有悲怆怀乡，伤世人多难，如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王粲《七哀》；也有繁细纤巧、刻骨柔情，如徐干《室思》、繁钦《定情》。刘勰《文心雕龙》中有十个字来概括：“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这一时段的魏晋风流，“梗概而多气”，不做玄言诗，没有五石散，悲而不伤，哀而不怨，令人振奋，荡气回肠。它就如积雪融解成的大江，清新雄伟，又不乏纤巧动人，它从高原奔腾而下，似乎有无数种可能。
　　时间荏冉，当英雄们渐渐老去，乱世却没有终结的迹象。狰狞的现实露出它嗜血的真面目，尔虞我诈、权术、阴谋、冷箭伤人，全都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跳进人们视野。在司马氏篡取魏曹政权的过程中，只有小人行径，英雄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