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期的豪情、悲壮已经荡然无存，“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变成了“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式的迷惘与自哀；变成了“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式的悲观与惶恐；变成了“终身履薄冰 谁知我心焦”式的恐惧与愤懑。
　　名士们开始逃避现实、借酒消愁，开始寄情于老庄，他们以放达不羁的行为来表达内心的愤懑，以深远缥缈不干世事的言语来逃避可能的杀身之祸。这一切开始形成于魏曹正始年间，因此被称为“正始之音”。
　　“正始之音”与“建安风骨”风格迥异，魏晋风流这条大江驰出高原之后，出现了分流，别的支流都干涸掉了，只留下“正始之音”做为主流继续向前。因为“正始之音”流程很长，流域很宽广，渐渐地，大家就忘掉了建安，以为魏晋风流只与老庄有关，只与玄言清淡有关，只与放荡不羁的行为有关，只与美酒五石散有关。

　　这是一个误解。建安之后，风流已减半。
　　正始之音的最强音，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他们“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率性而为、冷眼世事。七贤之首为阮籍、稽康，刘勰《文心雕龙》接着说道：“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稽（康）志清峻，阮（籍）旨遥深，故能标焉。”“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竹林七贤”的结局是分崩离析，稽康被诛杀，阮籍郁郁而终，王戎、山涛、向秀最终入朝为官，成为司马氏的家臣。他们的风采被世人仰慕并且效仿，可惜性由心发，作假不得，后人大多画虎不成反类犬。
　　“正始之音”这条支流在阮稽时期，还是深厚的、澄清的、令人怀想着思慕的，那么到了被人效仿之时，就开始泥沙俱下、浊流并出了。
　　七贤之后，风流只是残存。
　　元康九年就是这么一个风流残存的时期，所谓“名士风流”已经成为一件人人穿得的外衣，外衣之下是种种龌龊不堪。


日期：2009-01-19　22:14:20

　　三十四
　　对元康年间的人来说，正始年间的往事已经相当遥远了。
　　元康元年，距离稽康在刑场顾日影而索琴，最后一次弹奏《广陵散》，已近三十年；距离阮籍在醚酊大醉写《阮嗣宗为郑冲劝晋王笺》，违心的向司马昭劝进，不久郁郁而死，也已近三十年；
　　阮稽死后，向秀出仕。他离开曾经与稽康一起锻铁灌园的山阳，来到京都洛阳，受到了司马昭的奚落：“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我听说你一心想当个隐士，怎么不学那个著名许由在箕山采薇，到我的朝廷来做什么？
　　在刀剑隐约的威胁之下，向秀往自已的脸上涂抹泥淖，他说：“以为巢许猖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我以为巢父和许由这种孤高自傲的人，不明白尧帝求贤若渴的用心，隐居的生活不值得羡慕。
　　司马昭闻言“甚悦”，于是收起了屠刀。向秀入朝之后，完全改节自图，“弃老庄之自然，遵周孔之名教”，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回响着竹林清风，依然回响着稽康的琴声、阮籍的清啸，数年之后，他再次经过嵇康的旧居，听到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凄恻笛声，悲不自禁，写下了隐晦含蓄却又哀伤悱恻的《思旧赋》。

　　但这也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
　　二十五年一世，人世间白云苍狗，早已不是当年景象。
　　元康时期，三国乱世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终结，天下虽然还是司马家的天下，但是那个阴险好杀的司马昭早已化成一抔黄土，他的儿子司马炎宽厚仁恕、他的孙儿司马衷愚憨无知。“竹林七贤”的风流，从某一个方面来看，是在刀斧声中处乱不惊、守志不渝的风流，如今这刀斧已经偃旗息鼓，做隐士也不再被视为有意与司马家作对。
　　从晋武帝开始，朝廷着力笼拢着名士。按照《晋律》，“罪臣之门不得侍中”，但是稽康的儿子稽绍，还有先前被司马昭诛杀的许允之子许奇，都被任命在宫中的官职，以表示无猜忌；
　　甚至于，即使有人心怀怨恨，明确表示与司马家不共戴天，朝廷也往往采取优容的态度。如北海营陵人王裒，他的父亲王仪被司马昭无故杀害，王裒咬牙切齿，一直隐居在父亲的墓侧，朝廷多次征辟都置之不理。王裒没有遭到报复，以布衣身份寿终正寝。

　　王裒与司马家有杀父大仇，他的敌视态度还可以理解，此外还有一些臣子，他们敌视司马氏，根本不存在私仇，仅仅因为怀恋曹魏。如陈留外黄人范粲，原是曹魏老臣，自从司马氏篡权之后，他就一直闭门不出，朝廷征辟做官，他就装疯卖傻、假装话都不会说了，为了表明志向，范粲吃住都在一辆牛车上，足不履地，这举动与“不共戴天”异曲同功。即使是这样一个政治异已份子，晋武帝也“诏郡县给医药，又以二千石禄养病，岁以为常，加赐帛百匹。”

　　可以说，太康、元康时期的司马氏已经找到了作为统治者应有的自信，做隐士、做名士、非议礼教，已经完全没有政治风险了。
　　《世说新语》是南朝人收集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这本书透露出南朝人对魏晋人物的看法。“竹林七贤”一词最早出现在《世说新语.任诞篇》中，文中说阮籍、稽康等“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任诞”明显是贬义词，再推敲文句，可以发现“竹林七贤”这个词含有调侃讥讽的味道，这个“贤”是指“肆意酣畅”的“酒贤”，不是“圣人贤人”的那个“贤”。
　　这即是说两晋时代，世人眼里的“七贤”不过是七个山阳酒徒，如水岁月已经冲淡了七贤眉间凝重的忧郁，后人已无法理解前人胸中无法排解块垒。他们只看到七个放达的人，经常一起喝酒、清淡、吃五石散，身后的竹林在风中轻响，这七人鼓瑟欢笑，风姿绰约，煞是逍遥。
　　一个时代的英雄被抽离本质，被误解为浅显、庸俗的时尚符号，这种事情千百年来屡见不鲜。两千年之后，一个头戴贝雷帽、披散卷发、叨着雪茄烟凝视远方的中年男子风靡一时，海报上、T恤衫上到处可见他的肖像。其实穿这件T恤衫的人未必知道格瓦拉其人其事，他买这件T恤衫的时候原因无比简单，因为这个骜傲不驯的头像看起来很酷。一生以革命为最高理想的格瓦拉，死后就在这样成为他痛恨的资本主义者手中的牟利工具，成为他所痛恨的庸俗的载体，这也许是英雄最悲哀的地方。

　　在元康时期，“七贤”也变成了一个时尚符号。“名士风流”就像流感病菌一样传染开来，一时之间，全国上下到处都是风流的雅士，到处都是充斥着不着边际的玄言清谈。这些名士们聚在一起，一壶酒，一柄麈尾，一坐半晌侃侃而谈，说的话一般人听不懂；完了各自回家嗑药、服食五石散，药性发作时，神情恍惚神智错乱，以此为风雅。

　　扯淡扯出水平者，仪容俊美者，可以搏得盛誉、名满天下。于是那段时间的史料关于男子仪容的记述特别多，例如当时的谈宗王衍，“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王衍这人长得好看，说玄言说得很妙，他在谈玄的时候，手里总捉着一柄白玉麈尾，手很白，看上去与白玉没分别。
　　再如描述裴楷，“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