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建安时期的豪情、悲壮已经荡然无存。“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激壮情怀，变成了“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式的迷惘与自哀；变成了“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式的悲观与惶恐；变成了“终身履薄冰 谁知我心焦”式的恐惧与愤懑。
　　“正始之音”与“建安风骨”风格迥异，魏晋风流这条大江在驰出高原之后，出现了分流，“建安风骨”中雄浑的、悲壮的部分干涸掉了，只剩下“正始之音”做为主流继续向前。
　　“正始之音”流程很长，有数百年之久；流域也很宽广，遍及大江南北。于是渐渐地，大家就忘掉了建安，以为魏晋风流只与老庄有关，只与玄言清淡有关，只与放荡不羁的行为有关，只与美酒五石散有关。
　　这是一个误解。建安之后，风流已减半。
　　正始之音的最强音，由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的发出。

　　《世说新语》中说：“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从此条目里，竹林七贤“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姿意欢畅的饮酒，是七贤留给后人的最直观感觉。美酒，从建安时期开始就与魏晋风流相伴相随，昔日魏武帝曾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也说：“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借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魏武帝的“忧”心忧天下、“慷当以慨，忧思难忘”；刘伶之乐，乐在他觉得自已达到了物我两忘，“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一个是积极入世，另一个是消极避世，两者泾渭分明。
　　魏武帝的忧是真忧，而刘伶的乐是假乐。他终日醉熏熏的，身后常有一个童子相随，童子扛着一把锄头，他对小童说：“死即埋我！”刘伶随时准备被醇酒杀死，或者可以说，他盼望一直醉生梦死，在迷离中离开这个血腥肮脏的世界。
　　七贤之首的阮籍，也是终日醉酒酣睡，有时一睡就是几十天，他写下八十多首格调深沉的《咏怀》诗，诗中言语与他的处世态度一样隐晦难明。阮籍曾经独自驰向野外，边喝酒边让牛车任意向前，直到前方无路可走，恸哭而返。

　　阮籍的恸哭，只能于无人处哽咽；阮籍的另一句传世名言“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也只敢在登高望远、无人听闻之时发出。阮籍很清楚，有一把钢刀时刻悬在他们的头颈之上，所以他平时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论事，司马昭评价他“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史称阮籍“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阮籍把所有的不平不满都郁积在心中，通过翻青白眼与放浪形骇的举止来稍稍舒缓。
　　一百年之后，太原王氏的后人王恭问族弟王忱：“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忱是当时嗜酒放荡的名士，他回答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可谓至言。
　　七贤性格、才情各异，但是时代的基调，决定了七贤的基调。他们“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率性而为、冷眼世事。刘勰在《文心雕龙》接着说道：“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稽（康）志清峻，阮（籍）旨遥深，故能标焉。”“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竹林七贤”的结局是分崩离析，稽康因刚直而被诛杀，阮籍郁郁而终，王戎、山涛、向秀最终入朝为官，成为司马氏的家臣。但是他们的风采已被世人仰慕并且效仿，可惜性由心发，作假不得，后人大多画虎不成反类犬。

　　如果说“正始之音”这条支流在七贤时期，还是深厚的、澄清的、令人怀想思慕的，那么到了七贤之后，就开始泥沙俱下、浊流并出了。
　　七贤之后，风流只是残存。
　　东晋的袁宏曾写过一篇《名士论》，他将东晋以前的名士分为：正始名士，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竹林名士，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第三就是中朝名士。所谓的中朝，即是指西晋，中朝名士都是在元康年间活跃的名士。
　　对元康年间的人来说，正始年间的往事早已成为历史，竹林七贤的时代也已经相当遥远。
　　元康元年，距离稽康在刑场顾日影而索琴，最后一次弹奏《广陵散》，已近三十年；

　　距离阮籍在醚酊大醉之后写《阮嗣宗为郑冲劝晋王笺》，违心的向司马昭劝进，不久郁郁而死，也已近三十年；
　　阮稽死后，向秀出仕。他离开曾经与稽康一起锻铁灌园的山阳竹林，应辟来到京都洛阳。司马昭的奚落他：“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我听说你一心想当个隐士，怎么不学那个著名的许由在箕山采薇，到我的朝廷来做什么？
　　在刀剑隐约的威胁之下，向秀往自已的脸上涂抹泥淖，他说：“以为巢许猖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我以为巢父和许由这种孤高自傲的人，不明白尧帝求贤若渴的用心，隐居的生活不值得羡慕。
　　司马昭闻言“甚悦”，于是收起了屠刀。向秀入朝之后，完全改节自图，“弃老庄之自然，遵周孔之名教”，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回响着竹林清风，依然回响着稽康的琴声、阮籍的清啸，数年之后，他再次经过嵇康的旧居，听到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凄恻笛声，悲不自禁，写下了隐晦含蓄却又哀伤悱恻的《思旧赋》。
　　但这也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

　　二十五年一世，人世间白云苍狗，早已不是当年景象。
　　元康时期，三国乱世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终结，天下虽然还是司马家的天下，但是那个阴险好杀的司马昭早已化成一抔黄土，他的儿子司马炎宽厚仁恕、他的孙儿司马衷愚憨无知。“竹林七贤”的风流，从某一个方面来看，是在刀斧声中处乱不惊、守志不渝的风流，如今这刀斧已经偃旗息鼓，做隐士也不再被视为有意与司马家作对。
　　从晋武帝开始，朝廷着力笼拢着名士。按照《晋律》，“罪臣之门不得侍中”，但是稽康的儿子稽绍，还有先前被司马昭诛杀的许允之子许奇，都被任命在宫中的官职，以表示无猜忌；
　　甚至于，即使有人心怀怨恨，明确表示与司马家不共戴天，朝廷也往往采取优容的态度。如北海营陵人王裒，他的父亲王仪被司马昭无故杀害，王裒咬牙切齿，一直隐居在父亲的墓侧，朝廷多次征辟都置之不理。王裒没有遭到报复，以布衣身份寿终正寝。
　　王裒与司马家有杀父大仇，他的敌视态度还可以理解，此外还有一些臣子，他们敌视司马氏，根本不存在私仇，仅仅因为怀恋曹魏。如陈留外黄人范粲，原是曹魏老臣，自从司马氏篡权之后，他就一直闭门不出，朝廷征辟做官，他就装疯卖傻、假装话都不会说了，为了表明志向，范粲吃住都在一辆牛车上，足不履地，这举动与“不共戴天”异曲同功。即使是这样一个政治异已份子，晋武帝也“诏郡县给医药，又以二千石禄养病，岁以为常，加赐帛百匹。”

　　可以说，太康、元康时期的司马氏已经找到了作为统治者应有的自信，做隐士名士非议礼教，已经完全没有政治风险了。
　　然后，“名士风流”已像流感病菌一样传染开来，一时之间，全国上下到处都是风流的雅士，到处都是充斥着不着边际的玄言清谈。
　　当整个社会都标榜自已很雅的时候，不知道这是真的雅，还是只是附庸风雅。
　　《世说新语》是收集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成书于刘宋时期，这本书透露出南朝人对魏晋人物的看法。“竹林七贤”被收集在《世说新语.任诞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