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诞”明显是贬义词，再推敲文句，可以发现“竹林七贤”这个词含有调侃讥讽的味道，这个“贤”是指“肆意酣畅”的“酒贤”，不是“圣人贤人”的那个“贤”。
　　如水岁月已经冲淡了七贤眉间凝重的忧郁，后人已无法理解前人胸中无法排解块垒。一个时代的英雄被抽离本质，被误解为浅薄、庸俗的时尚符号。

　　在部分后人眼里，“竹林七贤”不过是七个山阳酒徒，他们只看到七个放达的人，经常一起喝酒、清淡、吃五石散，身后的竹林在风中轻响，这七人鼓瑟欢笑，风姿绰约，煞是逍遥。
　　在元康时期，“七贤”已经变成了一个时尚符号。所谓“名士风流”已经成为一件人人穿得的外衣，外衣之下是种种龌龊不堪。
　　标榜风雅的重镇是京师洛阳。袁宏在《名士传》里枚举的裴楷、乐广、王衍、庾凯、王承、阮瞻、卫玠、谢鲲八人，他们在元康时期的舞台就是洛阳。
　　洛阳“南临洛水，北据邙山”，是所谓的“风雨所起，四险之国也。”东汉末年，董卓纵兵焚毁京师，此后的二十余年间，洛阳成为无人居住的废墟。当年曹植曾登邙山遥望洛阳，留诗感叹“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尽顿擗，荆棘上参天。”
　　曹魏篡汉，定都于洛阳，着手开始洛阳的重建。曹魏的魏明帝曹睿热衷于大兴土木，他命人到长安，把秦始皇留下的铜人、汉武帝留下的承露盘，还有前朝留下的骆驼、钟虡等物运到洛阳。致使铜人流泪、露盘折断，最后滞留于霸城。魏明帝又多次广发农工修葺宫殿，甚至命令“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作为皇帝，他身先士卒，“躬自掘土以率之”。

　　在损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之后，洛阳很快就恢复了生气，重新成为一座宏伟壮丽的新都。到了晋朝元康年间，洛阳已经承平近百年。此时天下归一、国家无事，洛阳做为京都，吸纳天下财富，萃聚四方人物，“纳百万而罄三吴之资．接千年而总两蜀之用”，俗语云“金马门外聚群贤，铜驼街上集少年。”总而言之是富足繁华、盛况空前。

　　元康左右，在这个繁锦一般的城邑里发生了不少文化盛事。
　　在洛阳，左思写成了《三都赋》，震中天下，人们竞相抄写传阅，导致洛阳的纸价大涨。
　　在洛阳，陈寿写成了“前四史”之一的《三国志》，此书一经面世，震动朝野，晋惠帝下诏命令“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
　　在洛阳，宗室司马彪“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续汉书》风行一时，直到百年后《后汉书》面世，才渐渐淡出世人视野，但是南朝人范晔编写《后汉书》，就是经《续汉书》为蓝本的。
　　在洛阳，张华收集了种种奇珍异草、奇禽异兽、奇闻逸事，收集了海外奇国的异闻、诡异怪诞的神仙故事，编成《博物志》一书，神思遐想，令人叹为观止。

　　在洛阳，权臣贾谧门下罗马了包括左思、陆机、潘岳等闻名遐尔的文豪在内的二十四人，结成“二十四友”，燕宴高歌、吟诗唱和，风雅至极。
　　此上种种固然是文史佳话，却还不是元康年间魏晋风流的特点。
　　《世说新语.言语篇》第二十三条：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这里，乐令是时任中书令的乐广，王夷甫是王衍，裴仆射是指裴頠，张茂先是张华，王安丰是王戎。
　　所谓的“谈名理”，就是清谈。“竹林七贤”之中稽康善谈名理，向秀曾注《庄子》，两人对玄学理论都有很大的贡献。清谈之风从正始时期就已以刮起，经竹林七贤一渲染，就成为风靡全国的时尚，成为“雅”的一种标志，成为上流社会消遣的一道佳肴，当时不清谈不名士。
　　清谈也成为打入上流社会必须的一张名片，太康末年，江南的陆机、陆云兄弟来到中原发展，陆家兄弟可不是无名小卒，他俩是赫赫有名的江南文坛领袖。陆云“本无玄学”，但为了更好的进入中原上流社会，他也下苦功进修老庄，学习玄言清谈。

　　善于清谈的名士，大多在朝中担任高官显职，这些名士们聚在一起，一壶酒，一柄麈尾，一坐半晌侃侃而谈，清谈的内容据说很高深，一般人都听不懂；谈完了各自回家嗑药、服食五石散，药性发作时，神情恍惚神智错乱，行为举止古怪异常。
　　清淡扯出水平者，可以搏得盛誉、名满天下，如王衍、裴楷等人。但是这些人清谈只是做秀，对于玄学理论没有实质的贡献。著名的王衍王夷甫是当时的谈宗，“妙善玄言,惟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信口雌黄”这个词语即来源于此。雌黄是一种黄色的矿石，可以做颜料，古时用黄纸书写,错了即用雌黄涂抹重写。王衍可以根据自已清谈的需要，随意更改理论，此人的学术水平与学术品格可见一斑。

　　既然是作秀，那当然会修饰仪容。魏晋时期人们对于男子的仪容出乎意料的重视，仪容俊美似乎也成为名士的一个基本要求，那段时期的史料关于男子仪容的记述特别多，例如王衍，“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王衍这人长得好看，说玄言说得很妙，他在谈玄的时候，手里总捉着一柄白玉麈尾，手很白，看上去与白玉没分别。

　　再如描述裴楷，“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风气如此，那个时期许多男子也开始涂脂抹粉，手里腰间挂着香囊，行步顾影，普遍都很自恋。有做得比较过火的，比如大臣张华，喜欢在须发上缠绕五彩缤纷的丝带，要知道这位老人家当时已经年过花甲了，每天顶着一脑袋色彩去上朝，那简直就是一个活宝。当陆机、陆云兄弟从江南赶来洛阳的时候，陆机都不敢让弟弟去见张华，因为陆云这人有“笑疾”，一笑起来就控制不住自已，直到笑到抽风为止。张华不相信，说见见无防，陆云果然笑得跌倒，差点抽死。

　　如果仅仅是服饰上的矫饰倒也无伤大雅，可是这些名士的矫揉造作不仅在于奇装异服。历史上另一个名词叫“元康之放”，说的是元康年间另一部份名士的嘴脸。
　　《世说新语.德行》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通，次者名之达。”
　　这部份名士“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不仅仅是在饮酒的场合，据东晋葛洪的记述，这些人醉的时候多，醒的时候少，醒后大服五石散，五石散据说由正始名士何晏创方，是一种丨毒丨品，有壮阳的作用。这些人于是借酒乱性、借药颠狂，聚众淫乱，相互交换侍妾，相互观摩**。
　　而这些人竟然说是在仿效阮籍，呜呼！阮籍何辜，受此枉污？
　　阮籍的放达是有原因，阮籍小年时饱读儒学经典，“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阮籍的放达是有原则的，《世说新语》中说，“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于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