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王隐写的《晋书》中，还有这么一件琐事：“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
　　几件小事可以管中窥豹，阮籍的坦荡格调、阮籍对于美、对于生死的感悟，岂是元康中那些杂碎能够理解的？
　　元康名士与竹林七贤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身份。竹林七贤远离政治与权力，而元康名士则牢牢把持着权力，不舍得放手，他们大多担任着高官显职。王衍、裴楷、乐广等人，都职掌过朝廷的实权部门：尚书省与中书省。
　　元康年间，天下方兴未艾，国家百废待举。正是有志之士戮力王室，振奋中原之时。而这些名士，一方面享用着朝廷的禄米，尸位素餐；另一方面高喊着要避世出尘，要学老庄，逍遥度日。

　　他们学得真是老庄么？
　　不曾听闻老子会栈恋权位，当年庄周推辞楚国相位，终生在安贫乐道。
　　他们真的愿意当那个隐士老子、那个隐士庄周么？
　　真是令人怀疑。
　　听听那些名士的人生愿望：“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这句话归结为四个字就是：醉生梦死。
　　说这话的人叫毕卓，曾经半夜摸到人家酒窖里偷酒，结果被打个半死。这个毕卓时任朝廷的吏部郎，负责官员的考核、选调。如此重要的一个岗位竟出现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奇怪？一点都不用奇怪，要知道，当时的尚书左仆射，统领吏部的人，就是大名士王戎啊。
　　朝堂充斥着名士，于是名士风流也成了取得富贵的终南捷径，元康时期的那些所谓名士，动机都未必单纯。如陆机兄弟，他们北上洛阳，原本就是有意于仕进，纂取利禄。
　　《晋书》列传第十九，是所谓的“名士列传”，阮籍稽康就在此卷中。这一卷中提到王子博、王尼、光逸诸人，原本出身于社会底层，或为兵家子（什么叫兵家子下文会涉及）或为小吏。晋朝的社会等级森严，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在他出生那刻就已经注定。按常理王尼等人将注定贫苦，在社会底层的泥淖中扎挣一生。但是他们通过清谈玄言，通过放荡无耻的行为，博得所谓的名士称号，最终获得了相应的官职，逃离了自已的宿命。

　　《晋书》列传第十九篇末是“光逸传”，里面说：光逸“寻以世难，避乱渡江，复依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

　　这一段是光逸等出身底贱的名士的真实写照，元康时期的名士风流，是高门望族才玩得起的奢侈品，他们衣食无忧、仁族通达，所以荒唐无耻，所以穷奢极欲。像光逸等人，说难听一点，只是一条被放行的狗，只有经过这些权贵的允许，才能一起参加这个“名士风流”的游戏，否则，他只能探头在“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
　　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看到了风流，反正我只看到心酸，看到一个畸形的社会，它附在一个光膀子的中年疯子的身上，这个疯子伏在地上，像狗一样去叨那个“名士风流”的肉骨头，骨头上牵着一根线，线的另一头系着官爵禄米。
　　光逸被晋元帝封为军谘祭酒，后来又封为给事中，死于官任上。
　　相比其他无数战死于战场、饿死在路旁、冻死在荒野，甚至于被人吃掉的同胞，光逸的善终实在令人羡慕，幸甚！幸甚！

日期：2009-01-29　01:44:24

　　三十五
　　提起晋朝,与名士风流同样有名的,是晋朝人的汰侈。
　　“汰侈”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左传·昭公二十年》：“汰侈无礼已甚，乱所在也。”而汰侈做为一种现象则出现得更早，甚至可能比人类文字出现得还要早，自从产生了有闲阶级，就有人开始骄奢淫逸。
　　汰侈的内涵总离不开口腹之欲，后来时代进步了，又加上声色犬马。《史记》、《汉书》中，关于汰侈的注解总是“酒食珍味,盘错于前,衣服轻暖,舆马文饰”，连奴仆都“食必梁肉,衣必文绣”。
　　本来吃得好穿得好无可非议，如果人人都吃得起肉、穿得起绫罗绸缎，那样的社会不仅不会被贬斥，反而要大加赞歌，因为那是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盛世”。可是，如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平民百姓“褐衣不完,糟糠不厌”，权贵家中酒池肉林、粉黛无数，夜夜笙歌、挥霍无度，那就是汰侈。
　　在野有饥民、路有饿殍的时候，在有百姓贫无立锥、衣不遮体的时候，一群肥脸油肠的家伙忙着歌颂“盛世”，那只能说是无耻。

　　晋朝的太康盛世就是这样一个名不副实的“盛世”。建国伊始天下未平，官僚就已经忙不迭开始骄奢享乐，以前提及过，太傅何曾父子每天花在餐桌上的钱就达数万钱之多，何曾还嫌没地方下筷子，此外像羊琇、王济、王恺等高官重臣都竟相奢侈，史上有名的王恺与石崇的争富，就始于太康年间。
　　沿续到元康年间，这个盛世更加漏洞百出，汰侈的风气愈演愈烈，那个人人都高雅脱俗，人人都清谈争做名士的时期，恰恰是世风坠落、人心大坏的时期。有一些名士，如王济、王澄、王敦，生活都奢侈淫逸，甚至于口不言钱的王衍都在《世说新语.汰侈篇》中留名。
　　提起晋朝的汰侈，就不能不提石崇。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他与王恺斗富一斗就是十几年，从武帝太康年间一直斗到惠帝元康年间。王恺用麦牙糖刷锅，石崇就用蜡烛烧火；王恺用紫丝布做四十里长的步障，石崇就用锦做步障五十里；石崇用椒泥涂墙，王恺就用可以入药的赤石脂来涂墙。

　　这些斗富的内容看起来任性无比，充满了暴发户的嚣张气焰。王恺这人口碑确实不怎么好，但是石崇，说起来别不信，他还真是个大名士。
　　石崇“颖悟有才气”，是贾谧“二十四友”之一，时常与潘岳、刘琨、王澄等人呤诗唱和的。石崇编的《金谷诗》如今已佚散，但有两篇《思归引序》及《金谷诗序》流留了下来。文笔自然流畅,情调飘逸，确实是佳作，在当时就广为传阅、颇受赞赏。
　　东晋的《兰亭集序》世人广知，它是古代散文中的经典，更是书法中的“墨皇”“天下行书第一”，但它是实质上是一个仿作。王羲之在写这一篇序的时候，他心里的蓝本就是石崇的《金谷诗序》。
　　《世说新语.企羡篇》“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已敌石崇，甚有欣色。”——有人把王羲之与石崇相提并论，王羲之竟然因此感到很欣喜。
　　由此可以想见石崇在晋朝人的心目里，是一个风采绰约的名士；由此也可以想见，晋朝人心目中，生活奢汰与名士风流是并行不悖的；由此更可以想见，晋朝人的价值观与今天我们的价值观是完全不相同的，因为在我们看来，石崇这种人完全与“风流”两字沾不上边，也许我们误解了晋朝，误解了“名士风流”
　　石崇在《金谷诗序》里说，他有一个庄园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