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寥寥几十字，还看不出这个庄园的规模，让我们做一个比较。石崇的斗富对手王恺也有一个庄园，王恺曾经把一个人关在他的院子里，结果这个人迷了路，跑了好几天没有跑出院子，最后差点饿死在里面。石崇的庄园比王恺的要大得多。
　　石崇的庄园不仅大，而且装修十分豪华，连厕所都挂着文帐，熏香熏得像个卧室，里面有十几个美丽的婢女拿着香囊服侍上厕所，并且提供衣物，客人上一次厕所就可以换一身新衣服。
　　太子太保刘寔曾到石崇家作客，走进厕所一看以为自已走错了地方，连忙向石崇道歉，说：“不好意思，刚才不小心走错到你卧室去了。”石崇笑着说：“没走错，那就是厕所。”刘寔听了咋舌不已。
　　刘寔是个清贫的官员，年级也大，所以在婢女面前放不开，但并非所有的客人都像他那样拘谨。日后撑起东晋半壁江山的王敦，当时还没有成名，他在石崇家里可一点都没客气，上完厕所，脱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侍候他的脾女都窍窍私语，说“这人脸皮好厚，将来肯定能作贼！”
　　如果仅仅家产大一点，装修好一点，似乎也不可谴责。石崇的可恶不仅在于他的奢侈，而且还在于他十分残忍。石崇有一个很变态的规矩，他每次招待客人总是让侍女劝酒，客人如果饮酒不尽，石崇就要将劝酒的侍女斩首。这一招够狠，客人们不得不饮，几乎每次都大醉而归。

　　不过也有例外，有一次王导、王敦在石崇家作客，饮酒。王导酒量很一般，但是人命关天，只好勉强自已一杯接着一杯干，最后喝个烂醉。王敦是个狠角色，任侍女劝也好、求也好，就是不喝，石崇已经当着他的面斩了三个人，王敦还是不喝，脸色都没变。王导怪他是不是有点过份了？王敦瞥了一眼喝得通红的王导，慢悠悠地说：“他愿意杀他家里人，关你什么事？”

　　需要说明一下，王敦也算是名士之一。由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元康名士的心肠都是很硬的。在当时杀侍女这种事一点都不稀罕，与石崇斗富的王恺也十分残忍，他宴宾客时，令女使吹笛，小失声调，就被殴杀。按照当时的法律，只要到官府备一下案，杀人者就不用负任何责任。
　　当初我看到以上史料的时候，就不禁去联想，在那些眩目繁绮的诗文后面，那些白衣胜雪的风流名士背后，还隐藏着怎么的狰狞面容？还流淌过多少出身卑微的下人的鲜血？
　　一方面讲究名士风流，一方面骄奢淫逸，甚至暴虐残忍，看似有冲突，实则一点都不矛盾，甚至两者相辅相承。因为，元康年间芸芸众名士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老庄学说的名士，他们假借老庄的名号，实际信奉的是杨朱的享乐主义，提倡人世虚无、及时行乐。
　　上面说到毕卓的理想是醉生梦死，这不是个别现象。号称“江南步兵”的江南名士张翰，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张翰豪情万丈的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这个典故后来被李白、辛弃疾等写入了唐诗宋词，当然李白等人只是嘴上说说，他一身汲汲追求的，还是身前功名身后荣名。
　　有一段话可以为此类人的行为做理论指导，杨朱曰：“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熟知其异?”

　　——天下万物不论聪明愚笨、富贵卑贱，最后都是要死的。有的生十年死，有年生百年死，仁人圣贤会死，凶徒愚者也会死。活的时候圣德如尧舜，死后不过是一堆腐骨；活的时候暴虐如桀纣，死后也是一堆腐骨。都是一堆腐骨而已，后人谁知道他们生前的差别呢。
　　反正死后都一样，所以有什么理由不在生前多多享受呢？食色，性也！所以有什么理由要压抑自已的好色、好口腹之欲的天性呢？还不赶快多喝美酒、多吃佳肴、拥美姬、服五石散，过逍遥快活的日子。一切都是虚无的，人生苦短，何必要为国事、朝政这一类烦人而且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烦恼呢？
　　这样的一种风气席卷了整个朝堂，晋朝的纲纪大坏、朝政昏暗，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日期：2009-01-31　01:22:38

　　三十六
　　有古谚语说，“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宽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这句话形象的说明了京城在引导时代潮流方面所起的旗帜作用，洛阳的达官贵人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地方上的官僚大户当然望风影从。
　　奢侈，说穿了不就是摆阔么！摆阔，那得先要有钱。
　　许多元康时期的名士都非常有钱。除了上文提及的石崇、王恺，袁宏在《名士传》里枚举的裴楷、乐广、王衍、庾敳、王澄、阮瞻、卫玠、谢鲲,没有一个是穷人。
　　其中庾敳是出了名的富人，“聚敛积实”“性俭家富”；大名士王衍虽然超凡脱俗，嫌谈钱俗，鄙夷的将之称为“阿堵物”，但是他有一个“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的老婆，家里的钱可以堆满卧室，堵住出路。
　　此外，大名士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

　　还有，王济王武子吃饭都用琉璃器，有百馀个婢子，穿差绫罗绸缎服侍，做菜用的猪都用人奶喂大。王济在北邙山下建筑新宅第，当时洛阳的富人众多，地价昂贵，王济有“马癖”、好马射，他买了大块地作跑马场。跑马场周围筑有短垣，王济用钱把这个跑马场铺满，时人称之为“金沟”。
　　名士尚且如此，那些不是名士的俗人就更不用提了。史料上有关时人“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的记载屡见不鲜。晋朝不仅是帅哥扎堆、名士扎堆，有钱人也扎堆。
　　因此产生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们的钱都是从哪儿来？
　　晋朝的秦汉以来皇权最弱的一个朝代，也是秦汉以来分封最多的朝代。先是武帝在开国是就大封王侯，后来灭蜀、平吴，又有大批朝臣凭军功封侯；武帝驾崩，杨骏、汝南王先后辅政，为了收买人心，他俩公器私用大肆封侯，最夸张的一次封侯一千余人，抵得上西汉两百年的封侯总人数。
　　如此乱来的结果就是洛阳城内的遍地都是侯爵。永嘉年间，东海王司马越想掌握洛阳军权,他让皇帝下了一道诏书：禁军里面的侯爵全部离开洛阳回到封地。诏书一下，禁军将领走了一大半，禁军当即就不成编制，让东海王的卫队顺利接管。

　　侯爵、公爵、亲王都是有食邑的，这些食邑都是从国家土地里划出去的。食邑上的物产原本要交归国库,现在都归侯爵等个人所有，所以食邑的数量直接影响国家的财政。遍地侯爵、公爵，在富了个人的同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是国力的减弱，国防力量的削弱。
　　上面所枚举的人物中，王戎被封安丰县侯；王济老爸王浑是京陵亿，食邑万户，王济老婆是常山公主，有公主采邑。可以说，分封过滥、食邑众多晋朝富人扎堆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晋朝皇权微弱、国力贫乏的原因与结果。
　　除了食邑所得，个人的经营也致富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晋朝人的汰侈相对应，晋朝人的吝啬也是声名远扬，其程度同样令人咋舌。
　　早在太康年间，就流传有“三癖”之说。哪“三癖”呢？“和峤钱癖、王济马癖、杜预《左传》癖”。王济好马、杜预好读《左传》这都是雅癖，而和峤爱钱如命，说他有“钱癖”那就是讥讽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