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是地方官员才有机会尝试的致富之道，到了洛阳京师重地此路不通。那么京官难道就会安贫乐道、清正廉明？当然不是。用现在的话讲，只要有权力出租的机会，就会滋生腐败,那些有话语权的京官敛财方式既老套又实用。
　　《晋书.山涛传》里从侧面记录了发生在武帝咸宁年间的一场官场大弊案：“陈郡袁毅尝为鬲令，贪浊而赂遗公卿，以求虚誉，亦遗涛丝百斤，涛不欲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后毅事露，槛车送廷尉，凡所以赂，皆见推检。涛乃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
　　（陈郡人袁毅曾经为鬲地县令，为人贪婪污浊，他贿赂朝廷公卿，目地是想求得虚假的声誉。他也曾经赠送山涛一百斤生丝，山涛不想与当时的风气相异，就接受了贿赂，藏在家里阁楼上。后来袁毅的事情败露，被装进槛车送廷尉处治罪，凡他曾经贿赂过的人，都受到推检牵连。山涛从阁楼上拿下那一百斤丝交给前来问罪的吏，丝上面积满尘埃，当初的印封依然如故。——《晋书》的编者想以此表明山涛并非贪财俗鄙之人，但怎么给人感觉山涛就像是一个不作为的乡愿？）

　　晋朝的币制混乱，钱币没有信誉，人们都是实物交换，粮食、布匹都是硬通货，连朝廷发放官员奉禄也是以实物发放的。搞清楚了这一点，就不会有人说袁毅莫名其妙，行赂还傻乎乎的抱着一百斤生丝，一点都不隐蔽，开张支票就不行了？
　　袁毅嫌自已的官职太小，所以他四处活动，“以求虚誉”。袁毅花了大价钱，目的只是想听大家说他一声好，这看似不合理，实则与晋朝的选官制度有关。
　　众所周知，魏晋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将人物分为三六九等，负责点评人物的官员是“中正”，中正官分有“中正”与“大中正”两类，每郡设一“中正”，每州设一“大中正”。中正官评议人物的标准有三方面：家世﹑道德﹑才能，在综合考核之后，中正给人物定“品”。品有九等，分别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上一品“上上”形同虚设，它的要求凡人不可能达到，实际操作中二品“上中”已经是最高品，二品以下都算是差的。所以说是九品，实际上只有“上品”与“下品”两类。

　　中正评出人物后，报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吏部按品行高低分别请示授官，通常是上品人物授官起点高，升迁也快；下品人物授官起点低，升迁也慢。
　　“九品中正制”实际是汉代乡闾推举法的变异，在曹魏时期也确实起到了举荐才能的作用，但是到了晋朝，这个制度已经变成了门阀世族把持国家公器的工具，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出身低的士人几乎已经没有机会进入国家高层。
　　晋初的袁毅案影响大、波及面很广，史数四散于《晋书》之中，从仅存的史数上可以推测：袁毅出身并不低。《晋书.何曾传》中说“咸宁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货，虽经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诏曰：‘太保与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何曾是晋初数一数二的大臣，袁毅与何曾有“累世之交”，必定不会出身寒族，他是陈郡人，由此可以断定：袁毅是陈郡袁氏的后人。

　　陈郡袁氏是汉代就有很高威望的世家大户，有着悠远历史，大名鼎鼎的汝南袁氏就是陈郡袁氏的分支，陈郡袁氏在西晋时稍显沉寂，后来在南朝大放异彩，风头不在王谢之下，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袁毅是出身高贵，他的品级也肯定是上品，否则不可能担任到县令。县令这个起点一点也不低，当时许多上层士族人物如杨骏、石崇等等，都是以县令为仕途的起点。
　　高贵的出身对仕途肯定有帮助，但是门第并不能保证士族子弟一定做到高官。当初杨骏做县令，一直不得升迁，而石崇做县令没多久就升为太守，两者的境遇不同，主要是因为杨骏的能力不行，“素无美望”。
　　如何选拔贤良、如何对手下官员进行考核？是历来君王感到头痛的事情，君王们居于深宫之中，举目望远不出宫墙范围，如何知道臣子称职不称职？必定会受到左右亲信的影响，必定会受到朝议的影响，因此也必定容易被蒙蔽愚弄。
　　有作为的君主不会偏听偏信，汉代朝廷还会制定一系列的考核标准，会不时的派出使者去民间考察民风，这方面做得比较严厉的如汉武帝，他派出去巡视四方的绣衣使者权限巨大，可以对二千石以下官员先斩后奏；此来汉宣帝对于官员的考核也十分重视，他认为要治国有成效，就需要一大批“良二千石”，因此他花了大力气整顿吏治，亲自面试地方官员，十分重视政绩考核。有大量优秀的中层官员，是汉宣帝实现中兴的重要原因。

　　汉武帝、汉宣帝这种明君只是凤毛麟角，通常情况下，官员的仕族还是存活在朝中大佬们的口中。两汉时期朝廷还算有一些考核官员政绩的制度，以作为升迁或降黜的依据，到了晋朝，这些标准已经荡然无存。
　　那么晋朝的官员凭什么升迁呢？答曰：声誉。
　　这个声誉包括很多方面，相貌、品德、办事能力等等，做为晋朝特色，清谈的水平也是其中一项。《晋书.顾和传》里说“王导为扬州，辟从事。月旦当朝，未入，停车门外。周顗遇之，和方择虱，夷然不动。顗既过，顾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顗入，谓导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导亦以为然。”——这种因玄言说得好而影响仕途的例子在晋朝并不鲜见，由此可以明白何以玄言清谈风靡晋朝社会上上下下。

　　在晋朝做官，良好的声誉与高贵的出身同等重要，没有高贵的出身就没有仕途，没有良好的声誉仕途就没有前途。太原人王湛出身太原王氏，他的哥哥是威名远扬的王浑、侄子是大名士王济。太原王氏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但王湛一直到三十岁都没有官做，原因就在于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语没有名气，被人误以为痴。后来王济在武帝面前将王湛狠狠的夸奖一番，不久王湛就出仕了，后来做到尚书郎、汝南内史等职，若不是死得早，估计官位不限于此。

　　由此可见声誉这东西对于官员升迁是多么的重要，袁毅不满意升迁太慢，想尽快的爬上高位，他就花钱让说得上话的人给他制造舆论，所谓“以求虚誉”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那些拿人钱财替人说话的官员，实质上就是在变相地卖官。上文中说山涛接受贿赂的原因是“不欲异于时”，可见早在武帝时期这种变相买官的现象就已经靡然成风，世人见惯不怪。
　　《晋书.刘毅传》里时任司隶校尉的刘毅直言不讳的指责武帝连东汉的桓帝、灵帝都不如，原因在于“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
　　许多人以为这是刘毅在指责武帝卖官，还把钱装入自已的口袋，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皇帝家天下，普天下的财物都是他的，皇帝的口袋本来就与国库相联，皇帝是没有“私门”的。真正用卖官得来的钱胡乱挥霍的是汉桓帝与汉灵帝，刘毅实际是在进谏武帝，不要对那些直接、间接卖官中饱私囊的贪官太过优容。
　　对此武帝心里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不想得罪那些士族，面对刘毅的谏言，他打哈哈装糊涂。即使在东窗事发的袁毅一案中，接受贿赂的何劭、山涛等人也没有受到任何追究。摊上这么一位喜欢当滥好人的皇帝，是贪官们的大幸，是百姓的大不幸。